今年6月，四川宜宾市在高县率先试点推行基层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收入登记制度，首批76名干部如实申报了个人以及家庭成员收入。该县拟于近期在全县副科级、科级干部中推行基层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并逐步在一定层面公开基层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及收入情况。(《成都商报》7月15日)

　　又是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又是“试点推行”，这样的新闻已经很难让人们产生兴趣了。远的不说，仅今年以来，全国就先后出现了两个著名的“试点”，一个是新疆阿勒泰地区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在阿勒泰地区廉政网上公开披露了1000余名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申报情况；另一个是浙江慈溪市推行干部廉政情况公示制度，将全市大部分副局级和局级官员的家庭财产、亲属从业等情况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示。相较之下，像宜宾市高县搞的这类“率先试点”，既没有什么新意，也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只能给人以一种原地踏步甚至每况愈下的感觉。

　　改革当然需要试点，但任何试点都需要有一个“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的统筹安排，也需要设定一个大致的时间界限，否则，改革试点就成了没完没了的低水平重复。就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试点而言，第一，试点的层级应该逐渐提高，而不能逐渐下降。在地方试点的基础上，应当至少在一些省会城市和有影响的大城市(如深圳、厦门、青岛)进行试点，乃至在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全面试点。第二，在试点过程中，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范围和力度应当越来越大，公开财产的内容也要越来越全面，比如应当逐渐扩大到官员配偶、子女的从业及财产状况。

　　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长期停留于“低水平试点”，其负面效应有三。一是给公众造成“试点疲劳”，让人怀疑这项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永远只能“试点”而不能正式推行。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官员通过正常或不正常手段积累的财产越来越多，他们反对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情绪将越来越强烈，反对的力量也将越来越大，这项改革的困难和阻力也将越来越大。第三，改革拖延的时间越长，某些官员通过各种渠道分割、隐匿、转移、“清洗”财产的空间也就越大，即便最终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他们的财产也不但“少得可怜”，而且“清白得可爱”，这项旨在助力反腐肃贪的制度，也就被某些官员轻而易举地“算计”了。

　　温家宝总理今年初在与网友聊天时指出，网友关于在全国推广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是正确的，这应该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我们要实行政务公开，也要对官员的财产收入实行公开，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积极准备”意味着，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再也不能在“低水平试点”上徘徊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