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90岁时，要争取实现超级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2日在长沙一个杂交稻技术国际论坛上的豪言壮语，在许多中国人听来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

　　如果年近八旬的袁隆平实现这一“诺言”，10年后中国杂交水稻的单产将是常规稻的3倍，每年种植杂交稻所增产的粮食能多养活7000多万人口。

　　从普通农业技师起步的袁隆平在1960年亲睹路边的5个饿殍后，下决心将一生投入提高水稻产量的科学研究，“没饭吃会死人的，”他常如此提醒自己。

　　从1974年首次成功育种开始，袁隆平在培育杂交稻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目前杂交稻种植面积已占总水稻面积的57%，比常规稻能增产20%，为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2009年是中国粮食继续高产稳产的一年。在河南省上蔡县拐子杨村，吴振华站在刚刚收完玉米的田里，筹划即将于9月下旬开始的小麦秋播。“选种、犁地、调好施肥比例，一样也不敢马虎，我才有把握明年夏天的收成比今年还好，”这位47岁的农民说。

　　顶级科学家的实验室梦想结合普通农民的具体实践，或将为一个全球关心的问题寻找答案。米和面历来是中国人餐桌上的主角，在过去60年，中国书写了用世界9%左右的耕地养活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奇迹，而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和人口继续增长，这一奇迹又将如何续写？

　　粮食话题中的河南几乎是中国的缩影：人多地少，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6%，竟生产了全国10%以上的粮食。今年尽管遭遇了60年来最严重的春旱，被称为“中国粮仓”的河南省仍创下307亿公斤的夏粮总产新纪录，实现了连续6年夏粮丰收，全年粮食总产有望继续稳定在500亿公斤之上。

　　上蔡县农业局总农艺师张银武将此归功于中国对粮食生产持久不竭的重视和投入。以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全县230万亩农田已有156万亩配套了政府投资的灌溉和路桥系统，春旱最严重时，这些农田可以连续一星期有灌溉保障。

　　他说，通过优选良种、推广农技、发放种粮补贴等一系列鼓励农民积极性的手段，上蔡的小麦亩产从去年的489公斤增长到今年的503公斤，示范田已达580公斤，“跟50年代的浮夸风不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产量。”

　　张银武指的是1958年席卷全国的农业“大跃进”，那一年，紧邻上蔡的西平县在浮夸虚报的氛围中，因声称小麦产量达每亩3660公斤而“闻名”全国。但虚假无法填饱人们的肚子，接踵而至的是持续数年的灾难性饥荒。

　　转机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中国农民久被束缚的能量。1984年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4000亿公斤后，中国宣布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基本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2008年，粮食产量达到5285亿公斤，又创历史新高，中国人的饮食话题从吃得饱转向吃得更健康。

　　世界粮食计划署驻中国代表韦安夏说，1979年世界粮食署来华开展工作时，30%的人口缺乏健康、有营养的粮食，如今只有不到10%的中国人营养不足。从1979年到2008年，中国的稻米产量增加了54%，小麦和玉米产量翻了一番多。

　　“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粮食安全，中国在这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应用，”韦安夏说。

　　但专家们警告，现阶段中国农业面临城市化、人口、耕地等诸多挑战，绝不能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要死守18亿亩的耕地底线，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说，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会达到58%，将不可避免地占用部分耕地，而中国耕地后备资源潜力只有2亿亩左右，60%以上分布在水源不足和生态脆弱地区。

　　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尹成杰撰文指出，淡水资源紧缺是另一大问题，目前仍有一半以上耕地得不到灌溉，每年因干旱损失粮食占各种农业自然灾害损失粮食的60%。

　　预计2033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新增人口及对肉蛋奶等食物需求的增加都会要求粮食增产。尹成杰说，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不仅使大量人群从粮食生产者变为消费者，也会让农业和农村发展后继乏人。

　　这一问题在工业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尤为突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广东从粮食自给有余并可部分外销迅速变为粮食净调入省，以保障该省超过1亿人的一日三餐，其中3000多万人是在此工作的外来人口，很多来自湖南、河南、安徽等粮食大省。

　　尹成杰认为，中国“养活、养好自己”的潜力还很大：粮食单产水平有待提高，加强粮食主产区和粮食后备区建设能继续提高产量，此外，农业科技在中国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为48%，到2030年时有望达到70%。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决策者清醒地认识到，不可能通过国际市场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将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记者　袁晔　明星　桂娟 参与采写记者：王攀、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