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工作、没有住的地方，他们就会走。那种认为户籍放开、大城市就会人满为患的情况不会出现，因为现在该来的都来了，只是法律上不承认而已！”多名受访专家指出，户籍改革不能再停滞不前了，但单纯放开户籍意义不大，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住房待遇、生活福利以及社会保障权益等功能，降低户籍“含金量”，比放开户籍登记更重要。

　　一个城市户籍上到底捆绑了多少利益？河南籍来京农民工刘永全给《经济参考报》记者算了一笔“户籍账”，按他的算法，一个北京户籍上绑定的显性经济利益竟超过百万元！尽管我国的户籍制度多年来基本没有改变，但在改革开放30年间，城乡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对户籍制度形成了较大冲击和挑战，户籍制度管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功能明显弱化。然而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种种福利待遇，却如一道道“隐性户籍墙”，将大量有落户需求的外来人口阻隔在城市之外，延缓了城镇化战略推进。

　　户籍利益几乎涵盖所有公民权益

　　河南籍来京农民工刘永全的这笔“户籍账”是这样算的：如果我的孩子在北京上学，按目前农民工子弟学校小学600元/学期、中学1000元/学期计算，仅9年义务教育阶段我就能节约13200元；如果能像北京人一样参加“一老一小”医疗保险，每年交100元就可以获得最高17万元的大病医疗保障；如果我暂时找不到工作，我们全家四口将获得北京市每月300多元的低保金，按近10年来每年我失业2个月计算，我将获得政府12000多元的补助；最为优惠的是，如果我申请到一套9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按北京五环路内房屋均价接近2万元/平方米，卖了房我至少能获得80万元，那对我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事实上，一些因为社会制度造成的隐性利益，刘永全还没有看到。2009年，河南与北京的“一本”高考分数录取线文科相差20分，理科相差60分，而北大、清华等一流院校每年在北京的招生指标有数百个，在全国除上海外其他省市的招生指标不过数十人。今年2月，天津市投入40万元购房即可获得蓝印户口的政策宣布后，焦点房地产网在网民中做过一个访问。当问及“您办理蓝印户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82%的网友选择了“子女上学”。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户籍政策构筑了“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两种户口成为差别化分配各种利益的最直接标签。

　　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说，非农业户口在各项待遇上明显优于农业户口。在改革开放前，城市人口靠国家财政补贴享受到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保障制度，城镇每安排一个人就业和生活需花费3-4万元，而占人口80%的农民一直与这种制度无缘。改革开放后，仍然持续的城乡二元体制进一步强化了“城市户口”附着的利益，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户籍利益”几乎涵盖了所有公民权益。

　　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公平

　　户籍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区 分 了 “ 农 业 户 口 ” 与 “ 城 市 户口”，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内容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制度，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二元结构从此在我国根深蒂固。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前人口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仍以户籍人口为准，导致一定程度的管理“失效”，上海等部分大城市的户籍人口出现了零增长或负增长，但是城市人口的实际规模却在膨胀，这说明户籍制度不足以反映当前城市人口实际情况，显性的户籍“壁垒”已不再构成城乡劳动力转移阻力。

　　随着我国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有了进城务工的机会。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统计，全国已有1.4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胡星斗认为，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导致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最大不公，改革开放至今，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基本上没有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