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20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0日刊文说，斯特劳斯•卡恩在纽约的性丑闻有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后果，是其继任者的问题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兴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疑需要一位能够超越政治逻辑思维、勾勒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总干事。
文章摘编如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一位能够超越政治逻辑思维、勾勒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总干事。下一位继任者应该来自东方而非西方，是经济学家而非政治家，是目光远大的领导人而非只是手段高明的策略家。
强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衰落了！十多年前，一份名为《巴黎竞赛》的杂志，刊登了当时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迈克•康德苏的照片，标题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法国人”。今天，他的继任者斯特劳斯•卡恩被戴上手铐的照片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
斯特劳斯•卡恩在纽约的性丑闻有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后果，是其继任者的问题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兴趣。事实上，丑闻暴露了组织在监管方面的一些根本弊端，甚至是关于它的存在的问题。
斯特劳斯•卡恩试图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打造成世界金融界的“医生”而非“警察”。然而，在缓解或是阻止金融危机上，有时也需要警察。当前，许多国家财政部门与金融领域没有节制的行为依然显著，需要一些强有力的监管行动。
历数IMF的前总干事
任何组织都不会是仅等同于其领导人那么简单。然而，一个软弱无能或政治化的领导人，却可能会对组织造成巨大损害。不幸的是，过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们，有一半不是软弱无能就是过于政治化，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早的两位总干事——比利时的卡米尔•格特和瑞典的艾瓦尔•鲁思——均是软弱无能的人物。事实上，组织在他们的任期内几乎被人遗忘。
斯特劳斯•卡恩之前的两位总干事，一位是德国人，一位是西班牙人，也都是软弱之辈。于2000年被任命总干事的霍斯特•克勒，让新千禧年有个很糟糕的开始。他在成为储蓄银行协会主席之前曾担任德国财政部长秘书，在国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当时的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竭力要求由一名德国人出任总干事，但克勒一直是个不太可能的第二候选人。他于2004年辞职，成为安格拉•默克尔的候选人，成功获选为德国联邦共和国主席这个没有实权的职位。他在职期间表现反复无常，直到他突然辞职。
克勒的继任者罗德里戈•拉托，一直是西班牙中间偏右派政党的领袖，却在2004年的大选中意外地败给现任首相何塞刘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作为一种补偿，他被派往华盛顿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然而，他在华盛顿却一直闷闷不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他在2007年以“个人原因”辞职。
斯特劳斯•卡恩也是以流亡政治家的身份，开始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期。之前，他是法国总统萨科齐国内最强大的对手。萨科齐和他的战略家们，把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看来不重要和被边缘化的斯特劳斯•卡恩派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毫无疑问的是巧妙的策略。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后，再次成为一个全球中央机构。斯特劳斯•卡恩也展现了他的政治和经济才能，开始变成萨科奇寻求连任的威胁。
并非一定得欧洲人出掌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解决欧洲国家债务危机问题上的大力参与，增添了政治复杂性的因素。非欧洲人怀疑，欧洲人因这位政治家出身又想重返政坛的经济学家而获得更加有利的协议。此外，一些欧洲人担心，欧洲在对如何分摊金融危机成本的争论已经两极化，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一问题上又有失公正。
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人选，都是欧洲政府间高层讨价还价的结果。现在，有必要果断的打破促成这种决定的没有公信力的政治逻辑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必须是西欧人的传统，并没有任何书面的规定，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里也找不到这样的规定。事实上，在1973时，非欧洲人候选人罗伯托•阿莱曼，一名杰出经济学家和阿根廷前经济部长，便获得相当大力的支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也让我们看出哪些人可以在华盛顿做出最好的成绩。组织的三个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总干事，没有一个是政治家或政府部长。
在1950年代把默默无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带回正轨的瑞典经济学家捷克伯森，本来是在巴塞尔任职的国际清算银行官员。在1930年代担任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捷克伯森，知道如何利用经济分析来影响局势。雅各布•劳赫塞和米歇尔•康德苏都曾经是法国公务员，他们成功地将高层技术和管理经验与世界经济应该如何运作的构想结合在一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一位能够超越政治逻辑思维，勾勒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总干事。下一位继任者应该来自东方而非西方，是经济学家而非政治家，是目光远大的领导人而非只是手段高明的策略家。(Harold James：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