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30日电 香港《大公报》28日刊文说，从“举牌哥”到“五道杠”，人们看到，在今天这个人生价值发生激烈变化的年代，公民社会的意识与“官本位”意识必将长期并存。人们也将无一例外会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艰难选择。只是这“官本位”虽然会带来公权力及其附加的种种特权，但它决不会代表中国的未来，更不会是社会进步的方向。
文章摘编如下：
还没有到六月一日的儿童节，中国内地媒体却因为对两个孩子的大事小情的报道，让人们对下一代的关注变得浓之又浓。这两个小孩一个是广州的高中学生陈逸华。他因为在地铁站举牌反对“统一化”改造车站，多次提出质疑，并最终改变了有关方案，而被人戏称为“举牌哥”。
另一个小孩则是武汉市的一位小朋友。他因为担任了武汉市独创的少先队市副总队副队长，而戴上一个五道杠的少先队干部臂章，加上他那张官模官样的照片和他早熟的种种表现，而被网民戏称为“五道杠”。
笔者并不熟悉儿童心理学，但却知道：从心理发展和个性形成的角度来看，人对外界的感知能力、认识活动的萌芽以及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确实是与儿童少年时代有着很大关系。从少年时期“寻我”一个人成年后心理与个性形象的影子，应该说有几分道理。
穗少年爱表达公民意见
由个人及群体、由公民到国家，是不是也适用这番逻辑，并且可据此加以推理呢？否则，怎么会有梁启超著名的“少年强则中国强”的论断呢？
从“利”的一面来说，我以为从陈逸华小朋友“举牌”一事中，至少看到了他和与他相近的一批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坚持公民发声，力促广州地铁放弃投巨资改造16座车站的初衷，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了他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看到了他的执着、认真和勇敢。而他在事后的表现，尤其令人欣慰。首先，他表示自己并不想成为一个什么名人，特别是不想对着话筒和镜头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因为看见记者姐姐在烈日下苦等了他好几个小时，才简单地回答了几个问题。
其次，他把自己的执着和勇敢归结于他对地铁的喜爱，他能够很顺畅地随口说出每个地铁车站不同的风格与色彩，其纯真的程度让人感叹，其行为的出发点让人信服。
再次，则是陈逸华表示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幸运自己生活在广州，幸运自己的行动能得到那么多同辈和长辈的支持和理解，包括地铁施工主管单位的理解与宽容。
我以为，陈逸华所说的“幸运”，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表面看来，闪光的是少年，可实质上闪光的是社会，是宽松的民意表达氛围，是社会的文明与开明向前迈了一大步。正是有了对公民权利的这种保障，公权力才会得以规范，社会单元之间才会得以沟通、理解和融合。也正是有了这种保障，民主法治才会得到健康发展。可见，和谐平等自由的公民社会不仅是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而且也应该成为中国未来一代努力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理想。
遗憾的是，从“五道杠”少年的成长氛围中却似乎看不到这些，人们看到的更多的却是“官本位”的思想对一个纯洁少年的浸染与熏陶。
“官本位”非社会进步方向
武汉“五道杠”小朋友的父亲把他的一些官场作派说成是由于经常出席各种正规场合造成的。笔者没有丝毫指责的意思，只是觉得一种悲哀。一种眼看着这么一个好孩子在“官本位”的教化与遗毒中湮灭自我的悲哀。
当“五道杠”被媒体和网民责骂斥责得体无完肤的时候，希望人们能听到他伤心的呻吟：“我不是一个坏孩子”。当他的父母被指责在误导甚至毁灭孩子时，也希望人们能倾听这对夫妇发出的微弱的抗辩：“我们难道有错吗？”
在今天这个人生价值发生激烈变化的年代，公民社会的意识与“官本位”意识必将长期并存。人们也将无一例外会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艰难选择。只是这“官本位”虽然会带来公权力及其附加的种种特权，但它决不会代表中国的未来，更不会是社会进步的方向。(秦晓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