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文”与“人”

　　因为搬家，有机会读一读书架上被隐匿的一些书。先是读到法国作家都德的《巴黎三十年》中的《来到巴黎》和《我的第一件礼服》，很为作家的坦诚感慨。像巴黎这样的城市，具有上层社会奢华生活的悠久传统，一个外省青年，没有相当定力，是很容易被这种具有极大腐蚀力的喧嚣所淹没的。

　　又读到梁实秋写徐志摩的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研究徐志摩者，于其诗文著作之外往往艳谈其离婚结婚之事。其中不免捕风捉影传闻失实之处。我以为婚姻乃个人私事，不宜过分渲染以为谈助。这倒不是完全“为贤者讳”的意思，而是事未易明理未易察，男女之间的关系复杂，非局外人所易晓。

　　梁实秋是个正人君子，话说得也厚道在理。不过，如果徐志摩还在世，未必会如此在意别人议论他的离婚结婚。原因很简单，一来徐志摩本来就不是一个世俗中人，他的做“中国登报离婚第一人”的志向，已经表明世俗习俗在他眼里，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二来他是将自己的“离婚结婚”看得很重的，是不马虎不苟且对己负责对人负责的一种君子坦荡荡的行为，因此，他不仅不会在意别人的议论，相反，他甚至还会希望别人多议论，只有这样，他的行为的社会意义才能够更加彰显出来。

　　这里所谓的“人事”，还只是限于自我修身范围的“己事”，顶多扩展到“家事”，而一个现代文人的“人”，还离不开他如何对待“国事”乃至“天下事”。

　　说到“国事”，倒想起很久前在图书馆查阅到的一本《文化汉奸罪恶史》，作者为司马文侦─大概是“文学或文化侦察员”之类，显然是一笔名。此书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由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从封面和内容看，都不同于一般粗制滥造的地摊读物，但稍微细读一下，又觉得文字多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处太多。

　　一九四五年底的上海，虽然抗战已经结束，但全国范围内的清理汉奸的工作尚未大规模展开，而文化领域内的“文化汉奸”的清理工作，更是还没有拉开序幕。尽管像胡兰成这样公开投身所谓“和平运动”的“文人”已经匿身逃亡，但大多数周旋于各派力量之间的投机者，似乎亦尚在观望之中。也因此，这本书多少就有些“替天行道”、挖掘隐藏着的附逆者的味道，正如作者在书中不无义愤地指责：“文化界的汉奸，正是文坛妖怪，这些妖怪把文坛闹得乌烟瘴气，有着三头六臂的魔王，有着打扮妖艳的女鬼。”在这种指责声中，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作者寓意何在。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失节的故事很多，也因此，正人君子或士大夫阶级对于文人，就抱有一种爱惜其才、恨其不守的复杂矛盾心态─文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是读书人的替代，而是读书人中的一种特殊类型，一种在政治事业与人生事业上都显得有些特别的类型。如果不是清贫自守的话，他们就只有依附于权贵，也因此，不少文人亦就养成了一种售才于权贵的生活方式，人格上亦难独立。

　　这种类型的文人，在现代更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替代或全称，而只是其一部分而已，甚至只是很小一部分。抗战时期文人“落水”或“附逆”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时也难以一一分辨清楚，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对于这种“文人”，只爱其才显然是不够的。

　　(摘自香港《大公报》 文/段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