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报：新加坡自杀率上升引关注 提升幸福感是关键

　　中新网7月16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6日刊载社论指出，新加坡自杀率不断攀升已成为一个应该高度关注的问题，从常识而言，社会压力的轻重，对于社会成员的幸福感还是有直接的关联。所以如何在政策上提高群体的幸福感将是主要着力点，同时由于家庭之间强有力的感情纽带，相互关爱、扶持当然也很关键。

　　文章摘编如下：

　　新加坡自杀率去年显著上升，不但比前年激增了近30%，更创下了20年来的最高纪录。新加坡援人协会7月12日发表的数据显示，去年每10万人口中有10.27人轻生，比前年的8.13人多；自杀身亡的案件也从前年的361起增加至467起，增幅为29%。20至29岁年龄层的自杀率增幅最显著，高达80%，从前年的46起增加至去年的83起。这些让人担忧的现象，值得社会高度关注。

　　自杀的原因相当复杂，专家都同意，寻短者鲜少是出于单一原因，一般上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生理因素主要指不易诊断的精神病因如忧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心理因素主要指病人所经历的精神伤痛，如无助感或绝望感；社会因素如失业率、离婚率、犯罪率等影响个人生活品质的条件变化等等。前两者的主观性质较强，也不易找到高效的应对办法，但后者却可能通过政策干预等外部努力，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与自杀有关的主要概念之一，是19世纪法国哲学家居约(Jean Marie Guyau)所提出的“失范”(anomie)说，指的是社会群体共同价值和规范的瓦解，导致个别社会成员失去信仰依赖而产生失落感、挫折感，后由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其名著《自杀论》里系统阐述。涂尔干认为，自杀不仅仅是个人心理活动的结果，而是社会影响的结果，因此必须作为客观的社会现象，从自杀率的变化去研究、调查。

　　虽然关于自杀的研究不断深入，涂尔干的观察依然有参考价值。后来的一些社会学数据，也印证了自杀的社会因素，例如美国在1980年代的调查发现，失业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年自杀人数便相应增加；在自杀新闻报道后的一周内，青年自杀率平均也会增加等等。这些发现都有助于社会做出相应的努力，比方新闻媒体在报道自杀新闻时更加敏感自觉，政府的经济政策更重视创造就业机会等等。

　　社会生活对个人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是多方面的，工作时间过长(新加坡雇员自1992年以来每年工作超过2300个小时，超越最勤奋的日本人、韩国人及香港人)，生活空间拥挤(人口在10年内暴增20%对公共交通、医疗资源造成巨大压力)，生活费持续高涨(通胀率高于平均薪金升幅)以及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恶化，都可能加重个别社会成员的挫折感及失落感。因此，虽然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就业率也非常高，新加坡人却一直在全球快乐指数排名中严重落后。

　　这当然并不是说，解决或改善上述现象，自杀率就会减少；因为就算单纯从社会因素分析，自杀也是个高度复杂的现象。201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社会相对公平、人民生活满意度较高的北欧国家，自杀率比财富分配不公平的社会高。社会学者对于这个悖论还没有一致的答案，一个推论是，当四周的人都感觉幸福时，一个生活不如意的人会更加沮丧而更容易有轻生的念头。但从常识而言，社会压力的轻重，对于社会成员的幸福感还是有直接的关联。所以如何在政策上提高群体的幸福感，有助于改善自杀问题。

　　在个别的层面，家庭成员之间强有力的感情纽带，相互关爱、扶持当然也很关键。对于20至29岁年龄层自杀率显著增加的现象，或许也可以有更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在离校前提供相关辅导，在职场上留意年轻同事的动向等等。生命无价，年轻生命的丧失对于其家人和社会都是莫大的悲剧，要建设包容性社会，尤其更必须严正看待自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