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停地跑，可恨就是所跑的并非运动场赛道，而是美国洛杉矶马路；车水马龙倒没有消减他的一股作气，他亦只坚定望向奥运主场。说的是1932年奥运，而那个不停的跑，一心只为参与开幕式的人，就是首个奥运中国代表刘长春。他以短跑英姿，如极速闪电，扑进会场。

　　说的是《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电影段落，前文后理教观众明白，这首次的中国人参与，是带有反对日本侵华、对“伪满洲国”羞辱的咆哮，以及为中国扬名的民族情结。历史里的1932年，刘长春是否真个面对诸多阻挠，比如是邮轮遇上风暴，以及乘客联名建议改道行驶等等，才能到达美国，而又有多少戏剧性转折，皆不得而知。然而演员李兆林走入场馆后，神色殷切得如小孩遇上从未见过的偶像，就令人不禁想到，这个赛事对电影人物而言，或许并非纯为民族梦想。

　　我不会怀疑真实的刘长春，几曾背负沉重民族情仇；而这份沉重如何被后人诠释及搬上银幕，倒是一次想象与创作。在《一个人的奥林匹克》里，身分认同的生成，当然是由刘长春面对外力──如日本人及美国人，甚至是阻挠他参加奥运的中国同胞官员所招来的观众同感；而他为奥运苦心锻炼，意志坚定，更会为认同加分。

　　然而，这“一个人的演练”，要依靠西方赛事(作为“外力/西方”建构下的理想国度)被肯定，已是可圈可点，更遑论这种个人精神/英雄概念，其实更像希腊神话的悲剧角色，在宿命困局下成就自己，被后世想象为成就了一个民族。

　　电影与现实里的刘长春，同样在奥运失色，因为海上航行的疲惫，令他表现不出一向近乎神力的奔跑速度，却一头栽进自恋，而以为自己必可挽救民族精神的胡同里——这就像极了希腊神话中，爱上河中自我倒影的纳西斯(Narcissus)，步向灭亡。这是民族情绪吊诡的一章，以自身之力投射出整个民族，却又要无限放大自己，把自己想象得至高无上，然而民族与个人根本就是矛盾的组合观念：在民族认同里，独立个体/个人必然要被低调处理，可是那满有英雄象征的个人力量，在不少电影里又竟可强化民族气魄。

　　这又教人思考到“体育类型(Sport Genre)”电影，原来以个人力量的故事服务民族认同，都不是必然。仅以在国际电影数据网页里，五十部被选出的“体育类型”电影为例，首十位可见四部好莱坞拳击片：罗拔迪尼路的《狂牛》(1980年)、希拉莉•诗韵的《击情》(2004年)、史泰龙的《洛奇》(1976年)及罗素•高尔的《击动深情》(2005年)。

　　以拳击片举例，是因为当中不乏个人体力与意志先行，而把群体如民族的想象减至最低，甚至于零。好莱坞聪明之处，就是民族认同原来甚少由“体育类型”服务，当然这是因为有战争片的英雄崇拜，为国家民族效忠，而事半功倍。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技术上有好莱坞电影的处理，然而就上述对照看，中西两地为“体育类型”电影与民族身分处理的大异其趣——在中国电影的镜头下，运动员的个人力量，大得可担起国家。

　　(摘编自香港《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