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

　　作者：袁伟时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二○○四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到办公室去拿东西，无意间发现一个同事躲在角落里读书。因为好奇，就要了来看。那本书，就是《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这本书，当时我只读了二十来页就被人家要走了。此后，曾跑到附近几家书店去问，都被告知没货。再后来，打电话到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销售部，对方同样告知我没货。就这样遗憾地搁置下来。

　　此后，我在豆瓣网和孔夫子旧书网上了解到，这本书在香港也有一个版本，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但是身居内地，无缘得以一窥真的面目。再后来，我在网上发现，《晚清大变局》本身也有香港明报版的复印本，售价是一百元人民币。江西人民版的也有复印本，价格不太清楚。不过，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最终还是搞到了一本一九九二年版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是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有朋友说，这本书，是江西人民版的前身。在国内，诸如《晚清大变局》这样一本书，有如此多的热心读者在寻求，有如此多的故事在传说，又有如此多的版本在流传，我想，除了袁伟时先生，无人能出其右了。

　　写了这么多关于《晚清大变局》一书的文字，自己都感觉像是野狐禅。不过，据我了解，很多读者在谈到袁伟时的著作时，都是赞不绝口的。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基于两个前提的存在：其一，眼下正处于一个读史的热潮；其二，袁伟时先生带领大家与古人与历史对话，这工作做得很有趣。

　　就第一个前提而言，我想不免拾别人一点牙慧。我们为什么要读史？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了解古人的生活，当然包括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也包括古人的趣事和逸闻；其二，试图从历史人物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寻找到一点社会发展的轨迹。前一种目的，随便读读历史常识就可以知道。因为我们身边并不缺少此类的野狐禅和段子式的文字。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是很多读书者的兴趣所在。对于几乎所有读书者而言，大家都认为历史是可知的，而且是有规律可循的。在这样一种心态的驱使下，努力揭开历史兴亡的规律就是每个读史者所最好奇的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袁伟时先生带领大家与历史对话的问题，就必须得谈一谈历史的真伪问题。众所周知，因为种种原因，不是每一本教科书都在说真话的。为尊者讳、等级制度以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等丑陋的潜规则等问题的存在，搞得历史就像迷宫一样曲折迷离，让初学者满头雾水，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怕死的史官，比如当年崔杼杀害齐庄公那件事就是一个例子。

　　面对锋利的刀斧，写历史的人硬着脖子秉笔直书，结果连杀数人，人家仍然照实写了。但问题是，杀头这件事情不是太好玩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了污七八糟的政治黑幕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的。所以，聪明的人就干脆玩起了文字游戏，搞“曲笔”。至于连曲笔都不愿意玩的，就干脆你说什么我写什么了。史官变秘书，也不是太稀罕的事情。

　　除此之外，干扰我们读史的，还有意识形态问题。比如历史上，就屡屡有人为曹操翻案。一会儿曹操是一个奸臣，一会儿又是“有所作为的政治家”。至于黄巢，一会儿是农民起义军领袖，一会儿又是吃人肉的、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和暴民头目。甚至是，文学家鲁迅先生也遭遇类似的尴尬，一会儿是“战士”，其文字被称为“匕首”，一会儿又成了性格偏执、反对传统与国学的激进派。

　　够了，不晓得拿破仑还是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又有人因此说，历史是强者的说辞。这些问题，都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读书的人，想要知道历史的真相究竟有多么艰难。如果不具备相关的素养，又缺乏警惕之心，后来的读书者，面对前人留下的只字片章，又该如何判断？那感觉，就像那英所唱的一样，“雾里看花”去了。

　　读史的人应该学会辨别是非，养成拨云见日的本事。而这种本事，不仅需要培养，更需要训练。至于袁伟时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睿智的长者。他的著作，其中也恰恰暗含了某种解密的钥匙。熟读其作品的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满纸的兴亡规律、价值观念、变迁路途和真知灼见。这些，难道不是一个读史的人所梦寐以求的吗？袁伟时先生，不正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师长吗？

　　读史，可以明智。历史既是文化生活的消遣，本身更是了解真相的钥匙。这，也是为什么古往今来如此多的人都提倡读史的重要原因吧。

　　岳麓书社日前出版了袁伟时先生的一个系列：袁伟时书系。该系列总共有九种，目前面世的有六种，分别是《晚清大变局》(最新增订版)、《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增补新版)、《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修订版)、《风骨.风情.人生》、《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增补版)、《文化：中国与世界》。

　　翻读这本书，我突然想起了袁先生在《告别中世纪》一书中所说的话。他说：“新文化运动至今没有完结。它滥觞于鸦片战争前，现在仍在我们身边。”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他再次发问：“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一再提出的观点往往仍被人们当作新鲜见解？” 我甚至还想起了他在《晚清大变局》一书中所慷慨留言的那句话：“时代需要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这些见解和问题，无不震耳发聩、惹人深思。

　　前不久，有幸读到《华商报》对袁伟时先生的专访。在谈到中国社会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为什么如此艰难时，袁先生说，1215年，英国就制定了《自由大宪纲》，成为社会的契约。英国社会后来的发展和社会的法制与此有很大关系。不要将中国一百多年来社会的转型艰难归罪于某个人，要看到原来的社会有缺陷，文化有缺陷，才造成后来的变革这么艰难。

　　“这样的角度看历史，眼光很宽，看问题也就比较深刻。这就是读史的好处。”袁先生还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揭示真相是我的责任。”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冯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