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科索沃的小时工

　　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的邻居朱莉带来一个朴实的农妇，介绍说：“这就是吉娜。”

　　吉娜是来自科索沃的难民，刚到荷兰不久，在朱莉家做小时工，打扫卫生。几天前，朱莉告诉我吉娜想再找附近的人家干点活增加些收入，她就想到我们。因为我们是双职工，家里又有小小孩，或许能用得上帮手洗洗刷刷什么的。说实话，家务事我是喜欢自己做的，不习惯使唤别人，可是吉娜需要找事做，看着朱莉热心的眼神，我说好吧让她来试试。

　　从此，吉娜每周五来我家给我们上上下下擦一遍地板，清洁厨房、厕所、洗澡间和所有的卧室。我和她无法用语言交流，我不会科索沃语，她也不会我会的任何一种语言，所以只好手脚并用连比划带比方地“告诉”她要做什么。她又不像当地人，那些清洁剂、漂白剂、去污剂怎么使用，哪个擦玻璃，哪个擦地板，哪个擦厕所都得手把手地教，而我又是那么不喜欢指使别人干活，开始还真有点不适应，也因为“交流障碍”出过一些乱子。

　　一次我给她示范如何用一种双面的海绵来擦洗厨房的花岗岩灶台，海绵的一面是柔软的，一面是粗糙的，为了擦掉灶台上的油污，我当然是用粗糙的一面，可是忘了补充“告诉”她这一面只能在灶台表面用。然后我就上班去了，留下吉娜独自在家里工作。那天晚上我回家时真差点晕倒，我们非常漂亮的厨房里，所有柜子的红漆好像都被沙皮打过一遍！可以想象吗？吉娜勤奋地用那一块粗海绵，擦完了锅台又主动擦洗柜子，给我们的厨房留下永久的纪念。懊恼之余，我想想也不能全怪她，再说，光线不强的时候好像也不太看得出来，再说，难道能把这么一个人赶走吗？

　　吉娜留了下来，从此不再用粗海绵了，不久她又给了我们一个惊讶。那天我老公打算在家工作，当天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电话、网络解决，就不用开车、堵车地一路折腾到公司去了。我上班前向吉娜比划“今天我老公在家”这件事情，没想到这让她万分惊恐，死死拉着我不让我出门，接着又提出来一定要给她老公打电话，电话里他们叽里呱啦地说了半天，最后吉娜结结巴巴地让我们明白了：“总之，你不能走。我不能跟一个男人单独待在一个房子里！”搞得我老公莫名其妙又哭笑不得：“什么？她怕我吗？”只好匆匆收拾起笔记本电脑落荒而逃去上班。事后我们互相说，谁知道他们的文化里是怎么规定的，谁又知道，他们在战乱中都经历了什么呢。反正从此她一来我老公就自觉出门。

　　渐渐我发现吉娜很勤劳，也非常可靠。我们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夹杂着各种语言，连猜带蒙的。她在纸上写了她的年龄，我才知道原来她还比我小好几岁呢，而我一直以为她最少比我大十岁，可见战火、流离失所、生活不定真地催人老啊。她还给我看了她两个孩子的照片，老大是个男孩，比我女儿大一岁，老二那时还是个婴孩，穿着花衣服咧着嘴笑。那时我还只有一个孩子，就对她说：“你真好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她也高兴地点头。

　　有时候拿到工钱时，她会很喜悦地说可以去给孩子买个礼物。那时我时常把女儿穿不下的漂亮衣服送给她，让她的女儿接着穿，她也总是欣然收下。过了好多年，有一次我碰巧在城里看见她推着自行车，一前一后坐着两个男孩。那时吉娜的荷兰语已经有了不少长进，我问她：“哪个是你的儿子呢？”她说：“这个是，这个也是。”我惊讶地问：“你有两个儿子？”她说“是的。”我问：“那你的女儿呢？”她说：“我没有女儿。”“那我给你的那些女孩子的衣服呢？”“我送给我的亲戚了。”原来是多年的一场误会！

　　有时我问起他们一家在荷兰的居留，吉娜就满脸愁云的样子。吉娜告诉我，他们在科索沃已经一无所有了，连房子都被炸没了。可是在荷兰，也一年年生活在不确定的等待中，随时可能被遣返，而孩子一天天长大，已经习惯荷兰的学校、生活。她和丈夫每月领取一点政府的难民救济金，不允许工作(她出来打扫卫生是打打零工)，想想她丈夫，一个三、四十岁的大男人，年复一年地闷在家里，是什么滋味呢？

　　后来，荷兰政界改朝换代了。新一届政府上任的第一天，就提交了一条有关难民的议案，议会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半夜三点，最终以多数票通过了大赦难民的议案，提交国会批准。第二天，正是吉娜来我家的日子。平时话不多的她一见到我，激动地说：“我们可以留下来了！昨天我们一直守着电视看到三点！”那一刻，我真的百感交集，多少年了，他们终于等来了一份安定，一份前景！虽然我不好意思提醒她议会只是通过一项议案，最后是否能实行还不一定，但毕竟事情在往好的方面发展。从此以后，她的脸上多了一份轻松，告诉我她终于能睡好觉了。

　　就在科索沃宣布独立的前几天，吉娜一家正式拿到荷兰居留证，成为政府承认的人道难民。她来我家告别，说暂时不能来给我们打扫屋子了，他们要按规定去参加荷兰政府为合法移民举办的“融入社会”课程，学习荷兰语，了解荷兰文化，增加就业机会。真地很为他们高兴，勤劳善良的人，老天一定不会辜负的。(摘自：法国《欧洲时报》，作者：章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