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购物天堂，新加坡与其他城市相比恐怕还难以称雄；但是作为饮食天堂，新加坡应该是当之无愧。

　　年终回新加坡度假，发现新的食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只要地点不是太偏僻，食物口味不是太差劲，无论环境如何嘈杂，总有一堆食客捧场。

　　吃，已经成为新加坡人生活的中心。就算远在北京，有机会他乡遇故知，交谈中也总少不了美食——岛国哪里又开了一家食阁，哪里的小贩中心又翻新了，原来的小贩摊位搬到了哪个新地点，或者北京又有什么地方能品尝到家乡的美味，无不是同乡津津乐道的话题。

　　距离回新加坡的前一周，除了对久违的亲朋戚友的思念，每天最开心的时刻，莫过于在写稿休息之余，在脑子里把回国后要祭祀五脏庙的贡品清单浏览一遍——乌桥头的海南咖哩饭、锡安路的炒粿条、麦士威路巴刹的五香灌肠……仿佛唯有在那一刻，自己与祖国的距离是最接近的。

　　就在新加坡大快朵颐的同时，听觉上产生的错乱却影响了味觉的享受。或许是长时间生活在单一语言的城市，骤然间回到多元种族的社会，耳朵竟一时还无法适应缤纷杂乱的语言环境。

　　女儿的感受最直接。在北京单纯的语言环境里，在国际学校和老师同学讲英语，回家和奶奶父母讲华语，是她们使用语言的日常规律。回到新加坡和表弟妹玩在一起，时刻都必须面对语码转换的要求。英语成为了强势语言，不但游戏时间是英语时间，连观看的儿童电视节目也几乎听不到母语，因而提醒她们对长辈说话要用华语的次数也相应增加了。

　　当然，新鲜的新加坡式英语不但成为她们模仿的乐趣，也似乎变成与同伴沟通的唯一方式，不使用新加坡英语，在群体中好像变成了异类。

　　大人也面对了语码转变的难题，不同的祭品店要操不同的语言，在小贩中心祭五脏庙自然是方言和华语通行，到比较高级的地方，偶尔好像还能用上一点华语，但几乎都是英语的天下——如果是到银行或衙门办事，那就更不必说了。

　　更令人困扰的不光是语码的转变，而是语码的混乱。在快餐店吃炸鱼，连女儿也感觉出来邻桌的几个陌生大姐姐华洋混杂的奇异沟通方式，似乎一句话里面不把华语英语用特殊的方式串联起来，就无法表情达意似的。

　　新加坡人总以为中国人英语不如自己，但是在女儿就读的国际学校，拿美国绿卡的七岁中国小孩不但母语流畅动听，一口漂亮的BBC英语也不是新加坡同龄孩子所能望其项背的。妻子一针见血地认为，因为中国小孩从小就掌握了纯熟的母语，所以学习起外语来事半功倍。

　　新加坡的语言大环境已经出现了邯郸学步的困局，大部分人最终可能面对丧失母语在先，又掌握不好外语在后的下场。

　　在这种大环境下，甚至原来在华语背景下成长的一代，偶尔也会面对词不达意的窘境。一次在欧南园地铁站里就被一位携儿带女的中年男士拦住：“请问你小便的地方在哪里？”

　　小时候聆听长辈教训时最常听到的名句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有对新加坡发展长期留意的国外朋友曾评论说，新加坡人有口难言，所以唯有专心致力于进食。话虽刻薄，也不无生活在美食天堂里的同胞反省之处。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文：叶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