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近代最主要经济学家之一的高伯瑞(J.K.Galbraith)晚年回忆说：“资本主义”这个古老的名词，由于在历史过程里沾染了太多负面内容，因而第二次大战后，那些经济学家遂刻意要闪避掉这个名词，最后找到了“市场”这个万灵丹。

　　似乎任何政策或行为，只要一扣上“市场”，就有了不容挑战的正当性。在“市场”的庇护下，甚至政府的调控，也都成了不正当的介入。“让市场决定”这种似是而非的口头禅，其实是种意识形态的策略术语，它比拖着一串不漂亮尾巴的“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好用多了。

　　无论我们读书看报，会发现类似于用“市场”取代“资本主义”这样的修辞游戏，可从未停止过。第二次大战后，右翼社会学家硬是不再使用“阶级”(Class)这个词，而代之以“阶层”(Stratum)，即是另一著名例证。

　　当人们发现一个名词概念的内涵对他们有不利的影响，就会挖空心思加以改变和重新设定。研究饮食社会学的都知道，肉商会用Pork Steak Real Meat这些字，目的就是要拉开肉与猪牛等动物的关系，吃肉就不是吃动物。西方人自己不吃狗肉，因而狗肉遂没有经过修辞术的化妆，韩国人吃“狗肉”(Dog meat)，当然就成了野蛮的行为。这种道理也反映在捕鱼和养鸽上，他们都用“收获”(Harvest)称之，鱼和鸽仿佛和稻麦一样，不再有生命。

　　类似的例子还有。卖“二手车”(second-hand car)的，为了消灭“二手”这个不好的印象，硬是称之为“曾被拥有过的车”(pre-owned car)，换这个名词，似乎旧车旧变得不那么旧了。

　　用修辞术来替行为化妆，有些或许没什么要紧，但有些却严重多了。最严重的乃是车队入侵和杀人的用语变化了。近代由于许多行为早已成了国际禁忌，这时候还要违反禁忌，当然就必须换个名词。

　　例如，“侵略”(Invasion)是不可以的，但把“侵略”换成“人道干涉”(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似乎“侵略”就变成了不再是“侵略”。这种形态的修辞术多不胜数：1980年代，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拂晓伞兵空降占领”，但被说成是“拂晓垂直插入”(pre-dawn vertical insertion)。

　　近年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不断展开各种攻击，但却都用新的修辞来表述。例如对特定人物展开“暗杀”，即不说“暗杀”，而说成“目标攻击”(Target attack)；以色列派推土机铲平巴勒斯坦人住宅，不称“铲平”，而说“工程作业”(Engineering work)；对村镇主动攻击，则称“预防手段”(Preventive measure)，这和把“侵略或攻击”说成“先制攻击”(Preempt attack)如出一辙。用了这种假装的“行话”杀人也就仿佛变成不是杀人。

　　美国入侵兵占领伊拉克，伊拉克各派“民兵”(Paramilitaries)展开游击战，最先美军还称这些人是“民兵”，后来一律称为“恐怖分子”。美国五角大楼女发言人维多利亚·克拉克(Victoria Clark)就坦白说：“称他们为民兵，这太正面了。”

　　而最极端的，当然还是“震慑”(Shack and Awe)这种攻击方式了。美国前国防部次长詹姆士·威尔(James Wale)曾说过：“震慑”乃是一种“具有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威力，但却非核子攻击的战争效果”。因此，将它说成白话，它乃是一种用排山倒海的炸弹攻势将对方炸得心胆俱裂的作战方式，但用了“震慑”，那种战争的恐怖效果似乎也就变淡了。

　　由上面这些战争术语的修辞，我们已可看出近年来有些大国的确藉着这种修辞术，让战争及杀人的行为变得“脱道德化”，当杀人行为用新的术语包装，已变得好像不再是杀人，当然杀起人来也就不会手软了。

　　近年来，由于世界权力结构的改变，“权力意志”业已极大化，因而许多在过去历史发展中被启蒙理性所穿透的语言概念，由于已不符新权力者的需要，他们遂根据自己的需要，再造出许多新的修辞。因而当我们看着这些新的奇怪修辞，可别忘了它的背后说隐藏的，其实是更大的权力欲啊！

　　（摘自香港《凤凰周刊》；文/南方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