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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那条街上公然叫卖盗版光碟的小贩们已不见踪影。这个有趣的变化，是过去五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真实生活场景。

　　不只是在知识产权领域，一份由政府郑重承诺的协定文本，也带给中国人从思维到行动、从言语到意识的许许多多变化，其实也并非什么意外之事——在那一系列经济形式的背后是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个变化也必将给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内核带去影响。胡锦涛一个月前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说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就反映了中共高层对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从全球角度下所作的重大判断。

　　关于这一观点，只要看看五年来中国人在怎样地改变角色就可以找到答案：

　　其一，社会公共意识开始萌芽，前所未有地成为国民认知的一部分。不仅政府文件公开讨论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利益，大众媒体甚至创造出“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名词以凸显利益集团的出现——随着渐进式地承认私有制，社会共有的观念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被当作新的社会实践的价值观；

　　其二，权利主张行为不断增多。从知识产权到民生维权，从城市居民到失地农民，表面上看似简单的法律意识增强和复杂的社会冲突加剧，本质上却是社会运行机制在转型过程中的必然，这一点由立法机关历史性地筹谋《物权法》可以佐证；

　　其三，公民个性自由得到尊重，也是中国社会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开放的写照：思想言论自由进一步得到体现，在自由迁徙、就业观念、婚姻态度、性向选择等公民生活方式上，虽然许多现象都与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观相矛盾，但社会宽容度却进一步提高，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其四，社会结构分层出现重组，表现在日益壮大，高度流动性的农民工群体正在打破过去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的结构，改变城乡财富的固有流向，在政府放弃对社会成员从生到死的全面管理和保障的同时，市民正在形成赤贫、小资和中产阶层，这一重大变化必然预示着社会管理和文化观念将会出现相应的调整与改革；

　　其五，政府管理职能快速转变，已不只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是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现实需要——在开放经济和市场自由的同时，政府有选择地放弃某些管理职能并降低权力寻租的机会，反而进一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深化。因此可以相信，尽管转折点尚未出现，但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确已是有迹可寻。

　　在上述罗列的这些现象之外，入世五年，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念也由同一走向分化，圣诞节和情人节的商业文化在大举进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发现，人们在物质需求的不断满足中也进一步增加对精神价值的追寻。以最具标志性的普罗文化而言，最近五年来，大陆影视界代表作品从《走向共和》到《汉武大帝》再到最近的十二集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热播，皆能反映这一思潮的变化。与此同时，与疯狂的英语学习热相对应的，是评书式的中国史“补课”，成为大众选择的两极：全球化或者本土化的命题。

　　入世五年就这样带给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种种变化，也导致作为上层建筑最高形式的政治体制模式出现转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今日中国之开放格局会必然促使政治体制继续作出相应的修正、调整甚至转变。但正如中共领导人所不断强调的，没有经济改革就没有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不可能脱离现实、一蹴而就。在现阶段，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因此，以稳定和发展为前提、以时间换空间的中国式改革，还需要持续耐心、谨慎筹谋、积极努力。毕竟，最好的政治应是符合大众利益的政治。

　　(摘自美国《侨报》12月9日社论，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