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3日电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在震惊世界的历史惨剧“南京大屠杀”发生70周年之际，旅美华人作家张纯如的遗作《南京大屠杀》终于在日本发行了全文翻译的日文版。日文版译者巫召鸿是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华侨二世，他以个人之力译出《南京大屠杀》全书，做了一桩自己喜欢的事情，完成了一件自己想干的工作，也为普通日本读者提供了一份观察历史的新视角。

　　巫召鸿于1951年2月出生在东京，父母都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华侨。巫召鸿秉持华侨的传统，从未起过加入日本国籍的念头，迄今持有中国护照。巫召鸿在日本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课程，但他依然保持着中国人的立场，维持着中国人的身份主体性。1970年，年轻的巫召鸿曾经与当时的华侨青年斗争委员会一起，参加了反对《出入国管理法》与《外国人学校法学》的斗争。

　　巫召鸿1974年3月毕业于明治大学政经学部，并于1986年修完了明治大学的硕士课程。1980年以后，巫召鸿一直从事软件开发和情报处理工作，成为一名典型的为生活而奔波的系统工程师。

　　巫召鸿回忆说，高中时期曾在华侨青年团学习过中文，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还参加过学生运动，但令自己惭愧的是迄今依然说不好中文。不过，巫召鸿对历史，尤其对中日战争史充满兴趣。他对历史的认识，不惟来自日本学校的“正统”讲述，更源于自己的寻找和探究。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运动在日本逐渐平息，日本社会的历史观向右偏，出现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声音，迄今愈演愈烈。张纯如在1997年推出《南京大屠杀》一书，正面迎击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调，在日本出版界成为禁忌。

　　巫召鸿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原本对《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背景及其在日出版的坎坷经历并不了解。2000年通过“亚马逊”网络购书，巫召鸿购得《南京大屠杀》英文原版，读后大受震动。他慨叹这是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身为中国人的心灵也受到了刺激。

　　巫召鸿解释说，强烈的感受源于不同的社会立场。在日中国人与日本人立场不同，感受到战争的伤痛也不一样：中国人可以看到日本人视而不见的东西，可以体会到日本人没有的痛苦。为此，他开始在网络上调查《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出版经历和夭折事实，并在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过程中感到一种浓郁的压抑。

　　2004年，张纯如在美国自杀后，曾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指责张氏因编造历史而导致自我精神分裂，最终落此下场。巫召鸿听到日本社会如此言论，觉得奇怪，更感到愤怒。张纯如揭露历史真相的著作在日本尚未出版，右翼言论却把她塑造成众矢之的，这对张纯如是恶意的，对广大有权了解真相的日本国民也是不公平的。巫召鸿由此萌发了用日文译出全书，在日出版的心愿。

　　2005年10月至2006年8月，巫召鸿以个人之力完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翻译，并写下了大量的注释和说明。在经历了危险的警告、坎坷的寻找、艰难的交涉之后，该书日文版终于由同时代社出版，并在2007年12月13日之前摆进了日本的书店，成为“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事业中的重音。

　　巫召鸿表示，翻译《南京大屠杀》日文版纯粹是个人活动，没有任何组织和社团背景，更没有什么政治意图。他的翻译初衷，就是希望更多日本人读到该书，了解到全世界对于“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华战争还有这样的意见和观点，还有这么多他们不知道的怵目惊心的事实。如果日本国民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化这种意见和观点，并融进自己的历史观，那么《南京大屠杀》日文版就实现了社会价值。

　　巫召鸿表示，翻译《南京大屠杀》虽然是个人工作，但整个过程也得到了殷秋雄、韩庆愈等在日老侨领的关心和支持。过去，干活总是与赚钱谋生联系在一起，有趣的不多。本次译出《南京大屠杀》，完成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了一件想干的工作，也真正理解了工作的本意，非常满足。

　　巫召鸿最后强调，《南京大屠杀》原作或有单纯的知识性错误，但大的历史观和历史认识非常有说明力。作者不满足于单纯排列历史资料，而在书中融入了自己的意见、观点、批判和关怀，让人读来备感活力和勇气。日本历史学者批判张纯如的笔法，认为这不是历史著作，但最后的结论应该由读者来下。巫召鸿认为《南京大屠杀》日文版适时推出，不仅为纪念历史，更给了日本国民一种了解历史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