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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算机学会:给IT大佬们定“规矩”

2017年12月06日 11:01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参与互动 

  IT大佬们的“规矩”

  几乎没有异议,取消两名院士理事资格的邮件就发出了。

  邮件落款是“中国计算机学会监事会”。除名的理由很简单:两名院士连续两次没有参加理事会议,违反了《CCF理事会条例》,“按规定终止理事职务”。

  在拥有4万多名付费会员的中国计算机学会(英文简称:CCF),监事会是个只对学会“最高权力机构”会员代表大会负责的5人小组,按照条例,他们甚至有权罢免理事长。

  事实上,不管是院士,还是大学校长,或者是公司老总,只要进入计算机学会,他们原本的身份就会被屏蔽。在这里,从理事长到普通会员,彼此都直呼其名。

  根据民政部2016年的数据,中国计算机学会是全国1.6万个科技研究类社会团体中的一个。这个听起来与普通人没太多联系的学会,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主办方。竞赛早年总会与“名校”“保送”一起出现在头条新闻里,如今又成为大学自主招生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

  那两位被取消理事资格的院士,没有像当初有人担心的那样远离学会,反而比以往更关心学会事务。他们告诉杜子德,这项制度很好,是自己不能履行理事的职责,不该在那个位置上。

  

  事实上,CCF最开始和其他学会没什么两样。

  侯紫峰是1998年从美国回来的,回国后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下称计算所)工作。那时CCF就设在计算所里,“没事就去听他们开会,看看圈子里有什么消息”。

  他很快发现,当时学会只有单位会员,从理事长到常务理事都是各大计算机科研院所的一把手。“很多人到这里只是为了头衔,机构偏老化,真正做事的不多。”参会时,43岁的侯紫峰在一屋子领导里算是年轻人,“人家开会你坐在下面听下就行了,根本没什么发言权,也没人让你发言。”

  感觉没有机会的还有杜子德,当时他是CCF的专职副秘书长,但平日除了处理一些琐碎事务,在学会同样只能做一个“听众”。

  那时理事长也是公选,但是实行等额选举制。选举前学会先成立一个主席团,他们把理事长、副理事长候选人名单确定好,然后公布。

  “主席团的成员也都是候选人,等于是自己提名自己。”杜子德笑笑说,名单确定后拿到理事会上投票,每个候选人对应一个职位,选项只有同意或者不同意。“不同意就没理事长了,一般都没问题。”

  当年,和侯紫峰同岁的杜子德刚从荷兰回来,重新了解的欧洲社会秩序带给他的震撼还没消退。他说自己当时是“小年轻”,受不了压制,“改革的冲动就强烈一些”。

  他决定“在旁边搭个小舞台”,自己当编剧,自己唱戏。他找了十几个年轻的计算机科研工作者,告诉他们“要搞一个新的东西,按照新的思路,新的制度来做。”几乎没有游说的过程,所有人都同意加入了。

  这个叫做“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英文简称:YOCSEF)”的小组,从一开始就展示出了它的“颠覆气质”:学术委员年龄不能超过45周岁、差额选举主席、连续三次缺席会议即予以除名、所有人都相互直呼其名……

  “我们不想让它成为另一个俱乐部。”杜子德说,“只有制度化的结构和严明的纪律才能保证它的生命力。”而他建立YOCSEF的目的,就是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搭建一个自己的平台,“既讨论最新的技术和产业政策,也承担社会责任,关心社会发展。”

  到1998年底,经过一次补选,YOCSEF学术委员会确定了22位委员。他们随即举办了第一次论坛,请来了当时计算机界顶级学者王选,和风头正劲的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元庆。

  侯紫峰也在第一批成员中,他说那段时期是自己最激情的岁月之一。“基本每个月都要搞一次论坛或者技术报告会”,有时大家会为了论坛主题争得面红耳赤,不断推倒重来,甚至有人要单独搞特别论坛。论坛主题从企业能不能反过来领导计算所,到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年轻科研工作者关心的,我们都有。”

  他记得那时大家都没主持论坛的经验,学术委员们就在前一天晚上集体出动,帮助第二天的论坛主席走场、彩排。

  他看到有些成员在YOCSEF从在台上讲不好话,到精通组织管理。

  19年过去了,当初这22位大多数不到40岁的年轻人,其中7位成了院士,6人做过“双一流”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更多人成了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2000年时,大家都鼓励已经做了一年YOCSEF副主席的侯紫峰竞选主席,“呼声很高”。但当年他已经44岁,如果当选,干到一半就到了YOCSEF“退休”年龄。

  “杜子德说我们可以改一改规则,把年龄宽限到46岁。”侯紫峰拒绝了这个提议,“有时大家认为合适的人没能在领导岗位上,但这没关系,如果因此破坏了制度,那就贻害无穷。”

  “我当时非常想做主席,在那个位置上做一些能影响YOCSEF的事。”他在“非常”上加了重音,然后笑着说已经快20年了,这仍然是自己一个很大的遗憾。

  但他说遗憾并不代表后悔。

  

  CCF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监事会的。

  2008年之前,虽然“连续两次缺席会议就会被终止职务”的规则已经开始实施,但监督和处罚的权力由秘书处行使。

  “秘书处监督理事会,这是运动员监督教练,说不通。”那时杜子德起草了学会的大部分条例制度,在学会秘书处任职12年,他发现学会的结构出现了漏洞,“少了裁判。”

  只不过,在CCF,即使是天大的事情,秘书长也无权做出决定,常务理事会才是唯一的决策机构。

  如果在学会设立一个全新的机构,无“法”可依,就成了一个“非法组织”。这样就需要修改学会的《中国计算机学会章程》(下简称《章程》),把监事会的职权和产生方式写进去,然后制定全新的《CCF监事会条例》。

  按照《章程》规定,制定或修改新的章程、条例,必须也只能由“最高权力机构”会员代表大会来完成。

  杜子德和其他常务理事先起草了《章程》修订草案和《CCF监事会条例》草案,再发给全体会员,征求意见,然后不断修改。

  在2008年学会的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上,400多名会员代表投票通过,这两项章程条例正式生效。接着,大会选举出了监事会成员,监事长宣誓就职。

  所有程序结束后,一个“合法”的新部门才正式建立。

  “这实际上是个‘立法’过程。”杜子德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CCF数万字的章程条例,哪怕是一个字的变动,都要走完这样的过程。

  也就是在一个字的变动到一个新机构的设立中,CCF才完成了治理结构的“闭环”。

  今年11月初,杜子德到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作报告,讲述了CCF如何从一个死气沉沉的学会,到现在拥有4万多付费会员,选举场面“非常激烈”的过程。会后很多学会都来问CCF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好,“但我真正让他们做时,他们又觉得太困难。”

  “是很难,建立制度很难,执行制度更难。”杜子德感叹,在CCF,大家也是经过无数次的练习,才真正习惯制度,信仰制度。

  

  YOCSEF的活跃并没有影响CCF太多。到了2004年CCF换届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当选了理事长。在此之前,他一直想把杜子德提升为秘书长,但“学会内部始终有反对的声音”。

  “在当时,一些太想做事的人,未必会被大家认可。”这位主持研制成功“龙芯”的老科学家缓慢地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甚至有人在理事会上公开批评YOCSEF。有人说杜子德“搞了些年轻人,立山头、拉选票”,也有人说YOCSEF既不属于学会的专业委员会,又不属于工作委员会,是个“非法组织”。

  “尊重老学者和发动更多人参与学会治理,这两件事情是有矛盾的。”李国杰点上一根香烟,眯着眼说。

  上任理事长后,李国杰一连做了3件事:调整学会的治理架构、发展个人会员、整合陈旧的专业委员会。同时,杜子德也被理事会聘任为秘书长。

  在他看来,没有个人会员,学会就不可能有活力,而且,“必须开放选举”。

  杜子德也逐渐把YOCSEF的制度移植到CCF中。在李国杰的支持下,他先是提议拿出三四个常务理事名额公开差额选举,再扩大到副理事长、理事长。

  “那时就有人担心,搞选举会不会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选上来当理事长、副理事长。”在今年10月的中国计算机大会上,杜子德向台下的会员代表回忆这段往事,“我告诉他们,做的不好我们可以弹劾,怕什么。”

  到2008年,李国杰任期满时,他自己也没想到,个人会员人数已经从他上任理事长时的0人,发展到了近1万人。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全部放开差额选举,他看到选举时激烈的场面,“搞的很不错”。

  现在,学会制定了从《章程》,到会员条例,再到学术道德规范等一共18部“法规条例”。加一起,需要72页A4纸才能打印完。

  在李国杰眼里,CCF之所以这么有活力,除了制度创新,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没“婆婆”。

  2006年之前,CCF一直挂靠在计算所。那时李国杰是所长,每次开会,CCF的事很难进入议程。“除非所里想让学会干一些事,作决定也要所里的领导拍板。”

  2006年时,中国科协和民政部决定联合设立一批试点,鼓励学会脱离挂靠单位。CCF主动申请了试点,开始独自决策、独立负责、独立营收。“脱离后,有什么事他们自己常务理事会投票,只要超过一半赞成,决策就通过,不用再听所里了。”李国杰说。

  

  和建立新制度一样需要时间的,是习惯制度。

  杜子德记得,当时讨论修订新条例时,规定“连续两次缺席理事会或者常务理事会的,将会被终止理事或常务理事资格”,常务理事们几乎没人提出异议。

  那时学会刚刚改革不久,真有两个常务理事违反了规定,一个是一家著名企业的老总,一个是某研究院副院长,“副局级干部”。

  确定要把这两个“大佬”除名时,有些常务理事却犯起了嘀咕:“这是不是太不人道了,都有头有脸的。”有人提出能不能把规则改一改,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个规则是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理事会无权修改。

  两名常务理事被除名后,从2004年到现在,学会常务理事会议没有一次低于法定人数。很多常务理事开会前坐飞机过来,有人甚至特意从国外飞回来,直接拉着行李箱进了会议室。

  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是最早的22人YOCSEF元老之一,他在2004年时当选了YOCSEF主席。那时他已经是浙江大学两个学院的副院长,但那年他每个月都会从杭州到北京,组织YOCSEF的学术委员会会议,没有一次缺席。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原院长金海曾因为缺席YOCSEF的会议被除名。那届YOCSEF主席是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在美国留学的,关系非常好。”但他还是接到了主席的电话,对方很严肃地告诉他,因为违反规定,“你被除名了”。

  后来在各种报告会中,金海总会向台下的观众提起这段往事。“我想告诉大家制度的重要性,制度是刚性的,它不能灵活,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今年刚刚“退休”的YOCSEF副主席何万青,想拉一个微软的专家进入学术委员会。这个专家被国外媒体评为全球能影响未来的30人个年轻人之一,他告诉何万青,别的地方都求着请自己过去,“到你们这儿还得选举”。

  后来这个专家真的因为得票少没能进入YOCSEF,他问何万青能不能把自己安排进去,或者增设“退休”老委员的投票权。何万青没法答应他,只能告诉这个专家自己已经向委员们推荐了他,但改规则是不行的。“这是个讲原则的地方,你再牛,别人选不选你,是他们的权利。”

  在CCF,规则就摆在那里,总有人不经意间触碰,也总有人适时提醒。

  今年10月,CCF进行了常务理事增选选举。选举时,因为有些废票,两位候选人得票都不到半数,需要第二轮投票。大会活动主持人、CCF副理事长孙凝晖很着急,就拿起话筒,给台下理事重申填票规则。

  这时候有监事站出来,打断了他。按照规定,选举工作由选举主持人主持,大会主持人无权插手。

  就连起草了学会大部分条例的杜子德,也无法超越规则。在常务理事会,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有一票。这个可能比任何人都要熟悉学会的秘书长,“总会有很多新想法”。

  去年他曾提议向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征收管理费,但一直没能通过。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自己的提议是正确的。

  “民主可能选不出最好的,但绝不会选出坏的。”他决定再把资料准备充分些,数据再完整些,“等下次拿出来,再讨论。”

  

  4万多名付费会员里,有不少都是被CCF的氛围吸引来的。

  今年2月,29名国内计算机领域的“大咖”聚集在计算机所4楼的一间会议室里,CCF的一次常务理事会正在进行。

  他们把桌子摆成一个方形,除了主持人坐在中间,其他人都按姓氏排序坐着。这场会议所有人都抢着说话,一个人慢悠悠地还没说完,另一个人就接了上来。高文理事长就站在台上,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几次拿起话筒想发言,都插不上嘴,只能微笑。

  会议开得久了,有人干脆仰头靠在椅子上,有人翘起二郎腿,还用一只手抱住。有人闭上眼,听到某些观点时会慢慢点头。但在某个瞬间,他们会迅速回复原状,抢着要发言。

  360高级副总裁、首席安全官谭晓生也在这间屋子里。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接触CCF,是被公司一位YOCSEF的成员拉去做他们一次活动的嘉宾。他之前参加过不少活动,熟悉每次都一样流程:主持人介绍,台下鼓掌,自己讲一阵,台下鼓掌。“很形式,议题也没太大意义。”

  但这一次,他一进会场就被“震撼”了。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讨论,有人边说边比划,整个报告厅都嗡嗡的。

  “我心想,哦,还有这样玩的。”他说那次活动让自己开了眼界,“真的是言之有物,问的问题也很尖锐。”

  接着他又列席观看了YOCSEF的换届选举,那是他“有生见过的最激烈的选举之一”。“不是大家举举手就完了,是真正的选举,参加选举的一大半人会被PK掉。”

  几乎没再犹豫,他就申请加入了YOCSEF。后来他自己走到了竞选台上,成为2015-2016年的YOCSEF主席,也当选了CCF第十一届常务理事。

  今年在YOCSEF的任期结束后,谭晓生成了“荣誉委员”。这个半年后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公司高管,虽然没有了投票权,也不能再参与决策,但“还是会经常回去看看。”

  “我们每个人都很忙,学校的人每天要搞科研发论文,公司的人要管理、要出差。”在公司办公室里,他穿着印有学会LOGO的衬衫坐靠椅子上,“但人总有一些想法,需要一种身份,一种场所去表达,CCF就是这样的地方。”

  他说在CCF里,表达是会被激励的。“你发现自己说的有用,你的投票有用,你就更加愿意说了。”

  今年10月的CCF大会上,会员代表发言环节,台下有代表排队等着上台发言,因为每个人只有3分钟时间,有人把意见写在纸上,到台上快速念完。台上的刚结束,台下的就快步走上去,接住话筒。

  女计算机工作者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在大会间隙上台,为CCF的女性会员争取更多权利,“希望以后学会评奖中增加女性会员的比例”。

  谭晓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要竞选未来两年任期的常务理事,“争取连任”。

  他的竞争对手是滴滴出行的高级副总裁章文嵩。选举时,因为竞选演说有时间限制,两个人都一路小跑到台上。

  刚走上去,下面的副理事长孙凝晖就举起手,伸出3个手指,“3分钟,只能讲3分钟”

  杜子德坐在演讲台下面,桌子上放着一个木柄铜铃。只要学会开会,杜子德就会把这把铜铃带在身边,不管台上站着的是谁,只要发言超时,就会被持续的铃声赶下来。

  竞选演说都很“货真价实”,谭晓生承诺“公司会一往既往地赞助学会”,章文嵩则向台下理事们保证,“会把企业的运作方式带到学会”。

  谭晓生最终输了4票。他说自己很想留在决策层,但也理解多数人的想法,“学会需要新鲜血液,需要新公司加入,或许这样对学会贡献更大。”

  选举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了。胜选的章文嵩走到谭晓生面前,两人互相拍了拍肩膀,握手。有人提议两人一起合影,旁边有人打趣道:“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啊,一定要发到群里。”

  几乎每个经历过CCF选举的人在谈到当时的场面时,都会瞬间兴奋起来。靠在椅子上的会一下坐直,皱着眉头的会一下睁大眼睛,每个人都会说那个过程是种享受。

  在CCF参加过几十场选举的何万青,直到现在只要走进选举会场,仍然会觉得紧张。2012年他第一竞选YOCSEF副主席,那时这个“不怕事儿”的超算专家,觉得选举很简单。

  他走到台上,发现跟自己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自己公司的同事,“选了4年都没选上”。再看台下坐了那么多人,他开始害怕自己“万一只得了一票怎么办”,他说那次自己真的紧张了,“你经历这个事情之后,其他事情就完全不能刺激你了。”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计算机科学技术系教授李晓明,曾担任过一届CCF副理事长,和两届常务理事。“退休”后,他做了一个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没担任过的职务——CCF选举委员会主席。

  选举委员会是个完全独立的机构。这个戴着一副厚镜片眼镜的教授,回想起选举当天的场面,半天只找到了“震撼”这个形容词。

  “一上午三四个小时,我宣布什么时候竞选开始,然后投票,计票,唱票,最后由我宣布结果。”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李晓明张开胳膊用手比划着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是CCF上一届的换届选举,他主持了全过程。

  他记得当时的选票需要涂卡,读卡机就摆在选举委员会的桌子上,连着大屏幕,实时读出票数。

  “三个理事长候选人的数据“梆梆梆”就往上涨,涨到哪儿算哪儿。”说到兴奋处,他昂着头,眉毛上扬。

  选举结果很快就公布了,理事长是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副主任高文,副理事长分别是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吕健,计算所所长孙凝晖,以及腾讯的副总裁王巨宏。

  为了保证独立性,选举委员会不能参选任何选举产生的职务。但这些人的证书,都必须由李晓明签署。

  “那天我最大。”他笑着说,“我是选举委员会主席,我签字后他们的身份才合法。”

  

  李晓明的另一个身份是CCF公共政策委员会的副主任,在这里他的工作内容很单一:时刻关注公共领域,然后代表CCF发出自己的声音。

  去年CCF给教育部发公开信,建议他们在当时正在进行的第四轮学科评估时取消排名。在CCF看来,以政府名义给大学排列高低是错误的,而在同一指标体系下为大学学科排名,长期后果则是导致大学丧失特色,走向趋同。

  他们还将“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公开信发布在学会的官方网站上。公开信表示政府没有学术专业判断力,评奖过程中也容易产生腐败行为,他们建议把评奖工作交给学术团体,政府作为第三方监督评审过程。

  这两次公开发声都得到了回应,教育部和科技部分别派人到学会,与学会沟通。

  除此之外,CCF还在百度广告竞价排名、微软黑屏、微信收费等事件公开发表过言论。这些企业很多都是学会的赞助商,但杜子德说他就是在跟这些企业签订赞助协议时告诉他们:“只要有问题,我们照批不误。”

  发声之外,CCF也有不少实际行动。

  几年前,承办了快30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CCF主动向教育部申请,放弃竞赛保送资格。

  这个在高考仍然是座独木桥的时代,奥赛在当时相当于名校的直达门票。曾经有家长找到杜子德,送他10万元,求他给孩子一个保送名额。

  但学会讨论之后,认为CCF没有决定谁应该上大学的权力,这个把关应该交给高校。现在,他们只负责举办竞赛,评选名次,至于高校怎么考察学生,与学会无关。

  有人担心取消保送资格后,参加奥赛的学生会减少,结果去年参加初赛的学生有8万多人,今年增加到了11万多。

  YOCSEF在成立之初就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自己的宗旨。

  何万青说YOCSEF是自己工作之外,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学会每次开会都要自己花钱坐飞机去,搭进去不少金钱和时间,甚至年假。还有人派出自己公司40多名员工,帮助学会的一个专业委员会办年会。

  “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一个成年人到了我这个年纪,衣食无忧,小有所成,是不是应该追求一点儿更高尚的东西,让你年轻时愤青的初心能够保留那么一点点,作一些改变社会的努力?”他说自己本可以陪老婆孩子,有个爱好,再把工作做好就行,“但那种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前年,高文在竞选CCF理事长的质询环节,有人问他,你现在已经是院士,已经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副主任了,还到计算机学会当理事长,图什么?他说他想做一个志愿者,为这个社会服务。

【编辑:左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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