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陈独秀为何在大革命失败前下令“交枪”？

　　大革命爆发后，工农运动空前高涨，工农武装问题日渐被提上党的议事日程。如何正确看待和领导工农武装的问题，直接关系着革命的成败。中国共产党接触和认识工农武装问题，开始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对于这一问题在认识上虽有某些偏差，但总体而言仍具有开创性意义。对陈独秀这一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其大革命时期思想的认识，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农武装思想。

　　革命需要武力

　　革命需要武力，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对此即深有感悟，发动新军起义即是突出表现。他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后，运用“‘造国’时代”、“政治战争时代”等话语阐述中国当时社会特征，认为“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而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就必须“组织真正的国民军”，这乃是建国的“第一步”，表明他明确了革命要有武力，建国需要军队的思想。

　　同时，陈独秀更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国情出发，主张革命中要突出注意军事行动。他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军事行动的工作要居很重要地位。”这是因为，首先，“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其次，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都是武装的”，而民众的势力还未充分组织起来，如果民众没有武装，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这里，陈独秀用绝对肯定句式（任何……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加强论证，突出了武力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加上因果论证的运用，使论述更为严密，增强了观点的无可辩驳性。然后从一般到个别，联系中国实际，阐明中国革命需要武力的道理。

　　坚持武装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奉行的重要方针。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就明确规定：党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这两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都明确地提出了采用暴力革命的斗争方式作为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手段，并将“士兵”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单列出来。陈独秀的主张与中共的大政方针是一致的，更是对后者的补充和具体化。

　　关于中国革命中的军事斗争问题，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有精辟论述。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可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不难发现，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离不开武力的思想与斯大林、毛泽东的论述是基本一致的，而就提出的时间而言显然比后两者要早。

　　陈独秀较早阐明中国革命须突出注意军事因素的思想并非偶然。究其原因，一是陈独秀早在转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就主张暴力革命，二是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斗争思想的影响。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就主张暴力革命，先后组织安徽爱国社，参加暗杀团，密谋刺杀晚清出洋五大臣，组建岳王会等等。中华民国建立后，国家出现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在陈独秀看来，这是国民没有普及科学民主知识的结果。于是他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希图以此对辛亥革命进行补课，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建设美好的理想社会。五四时期，从公理战胜强权的美梦中惊醒的陈独秀，认识到世界并没有走向“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的时代，反而与这样的时代“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因此，他认为现时的一些政治家外交家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直接解决”思想的提出，表明陈独秀认识到暴力革命斗争还有待继续。1919年5月26日，他在题为《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而后又在《北京市民宣言》中号召：“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这表明陈独秀主张继续进行暴力革命斗争的思想已非常鲜明。陈独秀思想深处关于用暴力革命手段实现社会改造的思想，为其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主张革命不能没有武力、中国革命要把军事因素放在突出地位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