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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731部队受害者经历披露 类似遭遇者逾6千人

2014年02月25日 17:01 来源:京华时报 参与互动(0)

      



  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朱云岫的“特别移送”档案,他是极少几个有照片留存至今的“马路大”之一。



  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右一)向山边悠喜子(中)介绍731部队细菌战及人体实验受害者牌位。

  中国学者近日宣布,日军侵华时期,被日本宪兵队以“特别移送”方式交给关东军第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受害者中,已有1467人的身份得到确认。据专家估算,这个被日本侵略者称作“马路大”的群体,至少在6000人以上。

  所谓“马路大”,在日语中意为“圆木”,是731部队对那些接受人体实验的受害者的污辱性称呼。在这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的特设监狱里,他们一律无名无姓而只有编号,像动物一样被强制接受各种细菌或毒气的折磨,或被活活冻死,最终毁尸灭迹,无一生还。

  翻开历史档案,你会发现,他们在跨进那道地狱之门前,其实都曾生动地活过、笑过、抗争过、战斗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为抗日奔走。

  战后的60多年里,为还原那段历史,许多人仍在艰难前行。

  朱家两“苏谍”

  在他去世将近70年之后,已经很难有人说得清楚,朱云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给亲友留下了腼腆如大姑娘的印象;在日本宪兵队拍摄的照片上,身陷绝境的他身姿挺拔,目光炯炯;宪兵队长对他的评价却是:“性格狡猾,生来懒惰,为了生活不择手段。”

  今年4月,他的名字和照片被制成黑底白字的牌位,贴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纪念长廊上,旁边是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朱云彤。他们的身份,都是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马路大”。

  据东安宪兵分队审讯记录记载,朱云岫曾在密山县黄泥河子恒山煤矿做机电工。1940年8月,朱云岫与苏联谍报员万信相识并被发展为谍报员。9月27日,朱云岫与万信一起越境入苏,在“浦拉特诺夫卡”国境警备队接受指令:调查平阳镇兵力、兵种和兵营数量以及鸡西发电厂的施工进展情况,获酬金120元。

  审讯记录称,朱云岫在收集上述情报时患病,卧床两个多月,没能按规定日期入苏,预感到可能惹怒苏方,会有生命危险。为安全起见,便策划以加入日满军警密探为名开始谍报活动。

  同属这一谍报网的,还有朱云岫的哥哥朱云彤和工友王振达。朱云彤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密山县国境警察本队警长。1940年9月至12月间,朱云彤曾3次越境入苏,接受的任务指令为:调查二人班、半截河和平阳镇附近日军情况,特别是飞机场的状况,并调查密山县公路网及铁路状况,共计获酬金330元。

  1941年2月,万信被捕,但他当时并未供出几名下线。

  当年3月,东安宪兵分队在对王振达进行侦查时,发现朱云岫与其交情颇深,故作为同党进行侦查,5月3日将二人秘密逮捕。同年9月,朱云彤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狱。

  据朱氏兄弟的堂妹朱亚珍回忆,有一次在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她曾巧遇被押送途中的朱云岫,“我很惊讶地问二哥上哪儿,二哥努努嘴,我看到他的双手被反绑着,肩披棉袄,后面有日本人看着。二哥还低声对我说,‘告诉家里人别为我担心,没啥事’。这时,日本人走过来,就不让我们再说话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二哥的确切消息”。

  弟弟被捕一周后,自觉在劫难逃的朱云彤辞去警长之职回到家里,靠打短工维持生计。

  朱云彤之女、现年69岁的朱玉芬说,母亲曾经告诉她,有一天,父亲回家对母亲说,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人,感觉自己活不了几天了,“他说自己如果真出事,就让母亲改嫁。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就不要了。他没说原因,母亲还以为他喝多了说胡话”。说完这话三四天后,朱云彤被日本宪兵带走。两个多月后,朱玉芬降生。

  朱氏兄弟相继被捕后,父亲朱宝田急得四处打听。听说两个儿子都被日本人“喂了狼狗”,50岁的朱宝田急火攻心,头疼了3天便不治身亡。

  沦为“马路大”

  在日本宪兵队,等待朱氏兄弟的,无疑都是严刑拷打。

  一番逼供审讯之后,东安宪兵分队对朱云岫做出如下结论:“该人性情狡猾,胆大妄为,在密山县辖各地诈称为特务机关或宪兵队之密侦,干尽坏事,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

  在呈报给上级的审讯报告中,东安宪兵分队认为:“该人入苏及返满后的恶行危害甚大,对其应严加处置,故认为最适合特殊移送。”

  按要求,这份报告迅速逐级呈报至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司令官原守随即下达指令,将朱云岫实施“特殊移送”——这看似轻描淡写的4个字,其实是一纸秘密而残虐的死刑宣判书。

  接下来的程序是:东安宪兵分队派专人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批复,乘专车将朱云岫押送至哈尔滨宪兵队,由其转送或直接押送至位于哈尔滨南郊平房地区的731部队。

  “从731部队盖戳接收的那一秒钟起,这个人就不再是人,他姓甚名谁、以前做过什么都不再重要。731部队接收的只是实验材料,也就是论‘根’计数的‘马路大’。”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和弟弟朱云岫一样,晚4个月被捕的朱云彤也未能逃脱沦为“马路大”的命运。

  金成民说,“特别移送”只是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第一步。踏进地狱之门,“马路大”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所谓“特别移送”,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和关东宪兵队等多方秘密策划协同执行的一项非人制度,一方面解决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所需材料的来源问题,另外也便于各地军、警、特、宪机构对被捕的抗日人员和反法西斯志士进行秘密处理。

  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第58号文件,对“特别移送”程序做出明确规定。1943年3月1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又下发第120号文件,将“特别移送”对象分为“间谍(破坏分子)”和“思想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犯)”两大类。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根据他对众多731部队相关人士的采访,写成震惊世界的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他在该书中称,综合许多人的证言,“马路大”大致有3类:中部战线、北部战线俘虏的八路军官兵、国民党官兵,以及在各个城市、农村从事抗日活动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等;在哈尔滨市内以及周边地区逮捕的苏联红军士兵、情报人员及其家属;另有一些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几乎都是受骗者,莫名其妙地成了“马路大”。

  根据森村诚一的统计,“马路大”中中国人占七成,苏联人、朝鲜人和蒙古人等共占三成;年龄绝大多数在20岁至40岁之间,最大的40多岁;绝大多数为男性,只有少量女性。这些女性“马路大”,往往被用作性病的实验材料。

  “魔窟”生活

  无论性格刚烈的前伪满警长朱云彤,还是腼腆的煤矿机电工朱云岫,一旦关进731部队特设监狱便从此无名无姓,他们只拥有一个三位数的编号。

  因此,研究者几乎无法在众多“马路大”中找出这对亲生兄弟,甚至连他们何时死于何种人体实验都无法确认。后人只能根据那些加害者只言片语的证词,勉强还原这个“食人魔窟”里的场景和数以千计受害者的群像。

  在《恶魔的饱食》一书中,森村诚一写道:“‘马路大’被送进731部队之前,受到关东宪兵队不分昼夜的严刑拷打,审讯逼供,一旦进入731部队的特设监狱,就没有任何审讯拷打,也不强迫做苦役。不仅如此,还供给他们良好的伙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睡眠也很充足,据说甚至还发给维生素药片。‘马路大’被关押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体力,具有健康的身体。”

  森村诚一说,这是因为731部队需要健康的实验材料,如果“马路大”身体虚弱、有病,就不具备作为实验“主体”的必要条件。同时,要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需要大量疫苗以保存自身,731部队在大量生产细菌的同时,还要开发研究疫苗,这需要进行很多实验和大量血清,因此也需要健康的“马路大”。

  然而,这种营养充足、无所事事的“平时的日子”是短暂的,“轮到‘马路大’进行实验的时候,731部队队员就把鼠疫、霍乱、伤寒、赤痢、梅毒螺旋体等细菌注射到他们身上,或者放在食物里让他们吃下去”。

  很多“马路大”染病而亡,如果侥幸痊愈,也免不了再次接受实验,直至死亡。死去的“马路大”还有最后的利用价值,便是进行尸体解剖,最后才能焚化灭迹。

  在细菌实验之外,冻伤实验是731部队进行的一项重要研究。1938年,731部队长石井四郎针对在高寒地区作战的实际需要,设置了这一研究课题。

  在严寒的冬季,731部队队员强迫“马路大”裸露身体或仅穿单衣到室外接受冷冻。如果是夏季,他们就把“马路大”赶入冷冻室。冷冻到一定程度,队员便拿着小木棒敲打“马路大”的肢体,直至听到很硬很脆的声音,才把他们抬入另外的实验室以不同方式解冻:有的用冷水浇,有的用温水泡,有的用滚水烫,以求得最佳解冻方法。

  在极大的痛苦中,有的被实验者当场死掉,有的烂掉皮肉露出白骨。经过无数次实验,731部队得出的结论是用摄氏37度的温水浸泡是治疗冻伤的最佳方法。

  在731部队,最为残虐的是活体解剖。他们不打麻药便将“马路大”当动物一样宰杀肢解,各种人体器官分门别类迅速泡入药水,以供教学研究使用。

  朱玉芬得知父亲朱云彤和二叔朱云岫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是在1999年,但她至今不敢想象,两位父辈究竟死于何种实验,其情状有多残忍。她说,每次走进731部队遗址大院,她就有灵魂附体之感,不禁悲从中来。

  她的悲伤,不禁为父辈的惨死,也为自己的经历。父亲和二叔被日本人抓走,爷爷接着暴毙,留下一群孤儿寡母。更大的麻烦则在于下落不明的父亲身份难辨,他为苏联红军送情报的事无人知晓,他当过伪满警长却众人皆知,战争结束后,这一历史问题成为全家人的沉重包袱:“连我爱人都不理解,说他是坏人。”

  “讨个说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对东北地区长达14年的占领宣告结束。仍然怀着一丝希望的朱家老母却未能盼得两个儿子归来。朱玉芬回忆说:“奶奶不死心,说他们去过苏联送情报,是不是仗打完了有可能从那边回来?”

  作为直接听命于日军参谋本部的特种部队,731部队当年8月9日便已得到撤离命令,这使他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销毁资料设备,炸掉建筑,并将特设监狱里的“马路大”全部杀害后抛尸松花江。

  731部队长石井四郎逃回日本后,为求自保与美方达成秘密交易,将长年在华从事细菌战研究的珍贵资料献给美方,美方则为其提供庇护,使得石井为首的细菌战犯全部逃脱东京审判。

  这样的毁尸灭迹加秘密交易,使得731部队的历史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迷雾重重。

  最早揭开731部队罪恶历史冰山一角的,是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于1949年12月对12名日军战犯的审判。法庭审理认定:“他们(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进行准备细菌战争时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在进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实验时杀害过成千数的中国公民和苏联公民,在中国和平居民中间散布过各种烈性疫症。”

  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则向法庭供认,在731部队,每年至少有600名“马路大”惨遭杀害,仅从1940年起至1945年日军投降时止,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者不下3000人。

  但学者们的研究表明,石井四郎在华秘密进行细菌战研究和人体实验的时间长达12年,遇害者应该远远超过3000人。据金成民估算,这一数字至少在6000人以上。

  1997年,金成民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66件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这为研究731部队人体实验的历史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此后,他3次赴日本取证,访问了40余名731部队原队员及宪兵,搜集了极具说服力的加害者证言。在国内,他先后调查了300余名细菌战受害者、“特别移送”受害者家属和当年劳工。“马路大”这个沉默群体在当年的悲惨遭遇,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清晰。

  金成民表示,通过多年研究,目前已经确认1467名“马路大”的身份,其中包括23名苏联人和6名朝鲜人。更加难得的是,他们先后找到了20多名受害者的家属。

  金成民说,这些受害者的家属,现在年纪都很大了,寻访工作迫在眉睫。而更多受害者的身份确认工作,也有待查阅更多档案资料抓紧进行。

  朱玉芬是金成民较早寻访到的731部队人体实验遇害者家属之一。父亲和二叔的死真相大白后,她原本想为他们申请一个烈士证,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办不下来,“我也就不跑了,反正在我们当地,大伙现在都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了”。

  不过,年近古稀的她还是很关心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对日本政府诉讼索赔的情况,“这段历史不应该忘记,有生之年我还是有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的决心”。

  731是一种国家性犯罪

  山边悠喜子:1928年生于日本,1941年随母来到中国,与供职于辽宁本溪钢铁公司的父亲团聚。日本战败投降后,山边一家因故未能回国。当年12月,山边悠喜子响应招募,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护士。后跟随解放军从本溪一路南下打到广州,全程经历解放战争。1953年回到日本。

  上世纪80年代初,山边悠喜子偶尔听说关东军731部队的历史后,十分震惊,随后开始研究这段历史,并与同道成立“731部队罪证展实行委员会”,在日本举行数十次731部队罪行展。后该委员会改称日本ABC企划委员会,山边悠喜子任副代表,为开发和保护731部队罪证遗址做了大量工作。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731部队历史的?

  山边悠喜子:1981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写了一本书《恶魔的饱食》,这个作品发表后,《人民日报》有连载。那时我在长春,每天都会去邮局门前的阅报栏看。日本人会这么坏?这是真的吗?我头脑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后来我决定去哈尔滨看看731部队遗址,因为长时间住宾馆住不起,我就到黑龙江大学,一边学汉语一边研究731。差不多每天坐车去731,见到韩晓老师(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原馆长),他就一点一点给我讲。那时候还是不愿相信日本人会这么坏,韩晓老师就拿出好多物品,一个一个说明。那时还有一些为731服务过的劳工还活着,韩晓老师就带我直接去找他们,慢慢地我就相信这是真的了,也越来越想知道里边的情景。他还带着我和金成民去大连等地到处寻找见证人。

  记者:我听金成民说他去日本对那些731部队原队员进行取证时,得到过您的很多帮助,这样的取证是不是很困难?

  山边悠喜子:石井四郎有过命令不让他们说,好多人都闭口不谈。只有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回来的几个宪兵愿意跟我们说,他们也很关心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后来韩晓老师和小金去日本取证,也是先找这些宪兵。

  记者:听说您还在日本办了几十次731的展览?

  山边悠喜子:1993年,我们在日本开始办731的展览会,韩晓老师的很多材料都拿到日本去展出,从731部队建立到战败,731在中国都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怎么搞实验,在实验室怎么杀人,一张一张展览。

  记者:展览顺利吗?

  山边悠喜子:我们原计划在展览之前,请韩晓老师来日本讲演。日本外务省知道我们的时间安排后,故意把韩晓老师的入境签证时间往后推了几天。原定讲演时间的第二天,韩晓老师才到。

  记者:参观的人多吗?有没有受到过阻挠?

  山边悠喜子:来看的人很多,很热闹,日本国民反省731罪恶的情绪越来越高涨。可是,右派的人还是开会,动用了所有的力量来阻挠。比如金成民到日本讲演的时候,右派的人就在外面嘎嘎嘎地叫,说这些中国人是来侮辱日本的坏人,噪音特别厉害,屋里讲演的声音都听不到。

  记者:有发生直接冲突的时候吗?

  山边悠喜子:有时候有,但是不太多。

  记者: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对731的历史了解多少?

  山边悠喜子:现在的教科书里头,731的事情几乎全没有了。有的老师愿意把二战期间的一些事情告诉学生,有的大学有这样的研究俱乐部,有的学生知道一些,但这不是正式的课程。

  记者:您这么多年研究宣传731,有没有受到过威胁?或者遇到过危险?

  山边悠喜子:没有什么危险,无所谓。我现在80多岁了,不要考虑找工作什么的,可要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天天宣传731,那就没有工作了。好多年轻人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生活,想做是想做,但是没办法参与。战争结束65周年了,你看日本政府,到现在也没有一句话的谢罪,不承认,这个对我们打击非常大。日本政府必须向中国人民谢罪,然后赔偿,这是应该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曾经到过卢沟桥,承认侵略战争。嘴上说是说了,可是说了之后有什么行动呢?什么行动也没有。很多731受害者起诉过日本政府,可都是败诉。这是世界公认的一个事实,为什么还会败诉?这就奇怪了。日本政府不承认,所以司法部门也不承认。

  记者:那您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怎么做?

  山边悠喜子:我们认为,731是一种国家性犯罪,应该是日本政府首先表态,承认事实,向被害人谢罪。比如说,731遗址,应该是日本政府主动反省过去,来保护这个遗址。可是日本政府一直装作不知道,什么也不承认。我作为日本人,实在是忍不住。731陈列馆做得越来越好,也是给日本政府一种压力。

【编辑:高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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