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重庆誓言空中进攻日本 18小时后美轰炸东京(3)

　　杜立特几经周折来到重庆

　　按照原定计划，中国方面应做好迎接杜立特机群降落的所有准备工作。但由于中国政府并不知道美国有轰炸日本的计划，且由中国军队控制的沿海地区机场仍处于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因而各项工作准备得极为仓促。

　　4月5日，一架装有无线电发报机及一些专用于飞机辅降电子设备的运输机在降落时，因天气恶劣失事，重要的无线电设备全部摔烂。4月12日，史迪威派去浙江两机场检查工作的两架飞机，也在降落时出事。

　　当杜立特驾驶的飞机接近衢州机场，拼力使用无线电呼叫地面时，机场方面毫无反应。实际上，即使电台未被摔坏，地面也无法收到飞机的呼叫。因为保密起见，中方被告知要在19日清晨后才能开机使用特定的频道。

　　杜立特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当他的飞机接近跑道时曾看到一排跑道灯，由于地面人员未接到任何通知，还以为是日机来袭，即紧急将跑道灯关闭，这一阴差阳错导致没有一架飞机成功降落到中国机场。

　　由于杜立特机群未在预定区域起飞，其飞往日本的航程比原计划增加了几乎一倍，大多数飞机还未飞抵预定降落机场，就燃油耗尽，被迫采取迫降或跳伞的措施。其中，第3号机的机枪手在跳伞时，不慎跌落悬崖，成为空袭行动中丧生的第一人。第6号机在迫降海面时，投弹手和机枪手不幸溺水身亡，其余3人在途中被日军发现，成为俘虏。第8号机因漏油，飞向苏联远东地区，降落在距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以北40公里处的一座机场，其机组人员被苏联当局扣押，长达13个月。第16号机迫降后，机组全体成员5人被日军俘虏。其余13架飞机的65名机组人员除1名来不及跳伞牺牲外，全部被中国军民营救。

　　4月19日，重庆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大公报》、《新蜀报》等各大报均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盟军飞机轰炸日本的消息。时距各大报报道中美文化协会向飞虎队敬赠《海鹰图》仅间隔了一天的时间。《大公报》还发表了社论《轰炸日本岛》，称：“同盟国空军开了轰炸日本岛的纪录，我们听了这消息，极为兴奋。轰炸日本，不仅能给它物质的损害，并给它以精神的打击。轰炸日本这件事，一能动摇日本的人心，二能影响日本的士气，三在军事上使它不敢畅所欲为，须留些空军看家。”“好！轰炸日本，惩创侵略者，这是同盟国制胜的捷径。美国空军展开了轰炸日本的纪录，我们谨以同盟国舆论的名义表示钦敬之意，并望再接再厉前往轰炸！”

　　杜立特与他的部分机组人员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抵达了本次行动的目的地——重庆。4月30日，杜立特等人接到通知，蒋介石和宋美龄要见他们几位在重庆的队员。杜立特一行人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热情接待，宋美龄还为每位到场的飞行员亲自戴上了中国政府授予他们的“三等云麾勋章”。

　　1942年5月5日，杜立特等人搭乘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DC-3运输机，离开重庆，开始了他人生中又一次新的征程。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约研究员 唐学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