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47年国共势力如何实现历史性反转？

　　抗日战争胜利后，种种迹象表明，国共两党对和平、民主、建国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斗争不可避免。因此，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十分迫切地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而如何选择，则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实力和民心所向。

　　经过国民政府的宣传，蒋介石一时成了“救国英雄”。1945年12月18日，当他回到首都南京时，受到社会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各阶层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夹道欢迎。当时，国共两支军队受关注的程度显然不是同等的。然而不久后，这种关注就有了历史性的转变。

　　蒋挑起内战 中共提出“武装自卫”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挑起全面内战。此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地超过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总兵力达430万，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不仅接收了侵华日军100多万部队的装备，而且获得美国政府的军事援助；同时，还踞有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的肥沃土地，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枢纽、海岸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均比抗战前强大。而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其中野战军仅61万，没有海军、空军；解放区没有近代工业，基本都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国际上，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没有给予中国共产党多少实质性的援助，相反，却与国民党签订了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压制共产党而支持国民党。

　　于是，借着种种优势，9月、10月，国民党首先攻占了解放区在华东和华北的两大政治中心——淮阴和张家口。11月12日，蒋介石集团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国共和谈的大门关死。接着，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逼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及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随后，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全部工作人员分别被迫撤回延安。民众忧心忡忡，民主党派顾虑重重，很难相信共产党能够顶得住，更不要说打赢战争了。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敢不敢以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能不能打败国民党，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回答和解决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武装自卫”的口号。

　　为了以劣势兵力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争取胜利，中共中央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制定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方针、政策：在军事方面，人民解放军实行“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针；在政治方面，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集团；在经济方面，必须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作持久打算。

　　“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

　　战争初期，由于国共两党力量悬殊，国民党迅速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占领了大中城市，解放军被迫转入偏僻的乡村。此时，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诚于1946年10月在攻下张家口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如用军事，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次年2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时也胸有成竹地说：“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足见当时国民党方面的自信。

　　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军队处于节节败退、处处被动之中，战场态势已明朗：到1946年底，全国各解放区在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大片失守——长江以北的苏中解放区和豫皖解放区沦为敌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失去46座县城；张家口和承德地区一系列县城的丢失，使关内与关外的联系被阻断，也令中共的中枢——陕甘军区的侧后处于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中。东北的林彪部，山东、华中的陈毅和粟裕部，华北的刘伯承、聂荣臻部和西北的彭德怀部，都已被压缩在狭窄的区域里。由于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领导机构被迫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等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军事作战，刘少奇、朱德等则组成中央机关工作委员会前往河北指导全国土地改革工作及中央其他工作。

　　局势严峻，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作了充分的计划与准备。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的讲话，指出了当前面临的困难。他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1947年），后年（1948年）就会好转。”并分析道：“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打破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在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它……”

　　正如毛泽东所预测的，形势确实在悄然改变。蒋介石以160万精锐部队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从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的8个月，共占领了105座城镇，但付出了损失70多万人的代价。国民党军得地失人，造成进攻乏力，士气逐步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