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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国军伞兵3团:见证日军投降签字 团长是地下党

2014年07月01日 11:21 来源:海南日报 参与互动(0)

植德英与妻子合影。 见习记者 陈元才翻拍

晚年的黄埔军校老人潘文海还能坚持阅读。 陈元才 摄

1988年4月,出席原伞兵三团起义三十九周年座谈会的全体同志合影。

  岁月沧桑,黄埔军校当年英俊年少的同学,健在的已是白发苍苍。他们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或耳不能听、或目不能视,甚至缠绵病榻,意识模糊。但无论如何,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深切的记忆:黄埔军校。只要提到这四个字,衰弱残躯依然有强烈的颤抖与悸动。

  植德英、潘文海就是这样两位黄埔军校老人,他们的命运尤其坎坷悲壮,晚年生命烛照已经幽微。这些曾经为国家为民族奉献的可敬老人,该如何能让他们时日不多的晚年感受到些许爱和温暖?

  这是两位90多岁的黄埔军校老人,他们从战火硝烟中幸存下来,跨越了世纪。采访几乎是在无声中进行,要依靠纸和笔完成,但老人不幸的经历以及阅尽沧桑后的豁达,数次令记者动容。一段历史,行到此时已无声,此时无声胜有声。

  伞兵植德英的故事

  这是一张过塑的黑白相片,它是主人联系黄埔军校的惟一物品,相片第二排右起第十位便是相片的主人——植德英,黄埔军校四分校17期26总队学员。

  相片摄于1988年4月23日,上书“出席原伞兵三团起义三十九周年座谈会全体同志合影”,至今离1949年的起义已经过去65年了。隔着65年的岁月,我们很难去想像当年的伞兵军官植德英戎装在身,何等英气逼人!而眼前的老人,仰面横躺床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对身外的世界置如罔闻。

  6月12日,我们推开了琼海市长坡镇植德英的家门。房间昏暗狭小、蚊帐破旧发黄、被褥零乱。“爸爸,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来看你了。”女儿大声呼喊着植德英,老人似乎没听见,女儿又走上前摇晃着老人,植德英这才睁开眼睛,缓慢地抬起手来,嘴里含糊地说:“好!好!黄埔的!”

  除了这几个单音节词,老人已不能再说更多的话了。

  植德英,当年曾任国民党空军伞兵总队上尉分队长,这个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个神奇的特殊兵种。植德英已不能说活,无法接受采访,我们只能从他多年前留下的短短自述材料中追寻他曾经的烽火岁月。

  日军侵占海南后,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亡的道路,植德英考入黄埔军校,在步科学习。毕业后,英语流利的植德英,经过训练后分配到原国民党部队空军伞兵三团,任伞兵三团第三营上尉,曾跟随部队到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参加对日作战。

  国民党空军伞兵部队,可说是一支精锐之师,由杜聿明于1944年在昆明创建,划分为一、二、三团,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一律美式装备,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合成兵种,是蒋介石特种嫡系机械化部队。尤其是伞兵三团齐装满员,战斗力强,曾在对日作战中屡建战功。因而,在1945年9月9日举“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上,蒋介石曾专门调遣伞兵三团全体官兵参加仪式彰显军威。我们也由此可见当年植德英作为一名训练有素,又身经百战的军人,该是多么英气逼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内战,经过几年抗日浴血奋战的空军官兵更生厌战情绪。而植德英所在的伞兵三团团长刘农畯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带领全团官兵2500多人在连云港起义,这支起义的队伍也成为新中国伞兵的重要力量。

  “植老很乐观,几年前,植老意识清晰时,每次来探望他,他都会大声地用英语和我们打招呼。”随行的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身患疾病,这几年植德英健康每况愈下。

  起义后,植德英调到南京孝陵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兵器系任连级军事教员,1952年,被强制回乡监督管制劳动,随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植德英都首当其冲地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待待遇,挨打、游街示众是家常便饭,其间无辜入狱三次,服刑6年,直到1978年才给予平反;1988年4月,69岁的植德英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到北京出席“原伞兵三团起义三十九周年座谈会”,座谈会上,老首长、老战友相见,不胜唏嘘,既感叹这一生坎坷不平,又庆幸起义迎来了新中国。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植德英老人只有一位女儿,由于过去长期受植德英牵连,植老女儿读书少收入低,生活水平也不高,老人不仅居住环境差,而且医疗、日常保健更是难以保证。

  “父亲95岁了,年老多病,每天要大量服药,药费支出已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

  面对桌上大大小小的药瓶,植老女儿一脸忧心。

  铁路局长潘文海的沉浮人生

  和植老一样让人感慨的还有94岁的黄埔军校老人潘文海。

  潘文海是文昌抱罗人,现跟随弟弟潘文潮住在海口大英山一里一套民房内。6月20日上午,见到潘老时,他正坐在轮椅上,低头看报纸。

  日军侵占海南后,他和所有热血青年一样,也渴望着上前线打日本。于是,他从海南逃到广东,考入了黄埔军校。他离开海南时,父母健在,幼小的弟弟潘文潮尚在蹒跚学步。

  然而,一去经年,几十年后,重见亲人时,父亲大去,母亲衰老,弟弟已长大成人、娶妻生子。而他一生,大起大落,备尝艰辛与屈辱。

  长期孤身独处的潘文海虽然记忆仍很清晰,但听力、语言组织能力严重退化,采访时需将问题用笔大大地写在纸上,他再用笔简短作答,或者偶尔含糊地咕哝几句,而且不同的问题,往往重复同样的答案。因此,采访起来非常困难,也很难准确勾描出潘老的坎坷人生。

  日本侵略者占领海南,正在读书的潘文海一腔热血,想到岛外寻找抗日力量。他跑到了广州湾,从老百姓嘴里打听到有一所学校专门培养抗日军官,于是,潘文海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四分校17期24总队学员。潘老说,当时报考黄埔军校的海南人特别多,他那一期的学员就有20多个海南人,他在学校认识了陈家政、张彦珠等老乡。

  “为了打跑日本人,我在学校努力学习军事技术,无论文化课还是军事课,成绩都很出色。”毕业后,成绩优异的潘文海首先被选入南京总统府工作,成为蒋介石总统府卫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铁路网极不发达,仅有几条铁路的战略位置就非常重要,承担着为抗日各战场输送军队及军需品,抢运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到后方,保证外援物资的输入等繁重任务,保卫铁路安全就是极其重大的任务。于是,潘文海被委以重任,从总统府调到国民政府南京铁路警察局任巡官。潘文海也于此时娶妻生女。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打响,眼看国民党军队接连打败仗,同僚劝潘文海一起逃往台湾,但潘文海不愿意离开妻女和家乡。他想辞官回海南,途中被解放军部队擒获,然后送到黑龙江佳木斯劳改。为了保全妻女,潘文海主动与妻子离婚,此后终身未再娶。

  此后,潘文海一直作为被捕的国民党军官在黑龙江劳改长达20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他的境况才慢慢好起来。

  “哥哥去劳改后,写信回家,终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潘文潮说,哥哥一直过得很穷困,曾写信回家要钱,但当时家里也穷,就给他寄了几块钱。潘文海过去的一位关系亲密的同学王光中逃往台湾后,又从台湾去了美国生活。改革开放后,他想方设法与潘文海取得联系,还汇回1000美元救济潘文海。

  1962年,潘文海经组织允许,请假一个月回乡探亲。几十年未回家乡,近乡情怯。当潘文海根据信上地址,敲开茅屋门时,迎接他的是一位个子高高的年轻人,两人相对无言良久,最后,潘文潮怯怯地问:“你是大哥潘文海吗?”兄弟相认,抱头痛哭;母亲许瑞香闻声出来相迎,忍不住老泪纵横,潘文海跪拜母亲,得悉父亲早已去世,更是悲从中来,三人哭成一团。

  改革开放后,潘文海的境遇才稍有好转,被转为建筑工人。他去寻找失散多年的妻女,妻子已嫁作他人妇,更不愿他与女儿相认。潘文海黯然回到单位,孤身一人生活,直到1980年退休,弟弟潘文潮念及哥哥孤身一人在黑龙江,无人照顾,写信叫他回海南定居。

  如今,潘老双腿重疾,不能行走,只能坐在轮椅上,他越来越沉默寡言,最大的乐趣就是看报纸。

  记者问潘老有什么愿望,他说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看到祖国统一,一是希望社会能给他一些帮助。因为他退休工资不高,身体又多病,给弟弟一家人带来很重的负担。他这一生没有为家庭、亲人做贡献,反而一直拖累亲人,很内疚。(范南虹)

【编辑:高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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