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谈危机：解放军30多年没打仗 国民和平麻痹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胜利启示录③

　　胸怀忧患，从血泪中汲取奋进力量

　　——中华民族在苦难中走向辉煌的历史回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要不要在国歌中保留？66年前，人民政协委员和国家领导人之间就产生过一场争论。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蒋家王朝，新中国即将成立，可以享太平了，还需要继续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吗？

　　毛泽东、周恩来等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一定要把这句话保留在国歌中，而且要一代接一代地传唱下去。

　　告别苦难，走向辉煌，为什么坚持这句话不能丢？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回首这段往事，联想起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坎坷命运，让我们思考许多许多……

　　一个民族最大的忧患是缺乏忧患，最大的危机是目无危机——

　　沉睡的中国一次次挨打

　　卢沟桥，位于北京城西南仅仅15公里。

　　这里，不是中国的边关；这里，更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然而就在这中国的腹地，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陆相杉山元在卢沟桥事变时向裕仁天皇保证，日本陆军可以“在1个月内打垮中国”；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判定：3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

　　日本侵略者狂妄的背后，是“东方睡狮”挨打后的依旧麻木不醒。

　　甲午前夜，沉醉于“洋务运动”繁荣表象中的清政府自大地认为，“以我堂堂天朝幅员之广，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打败“蕞尔小邦”轻而易举。没曾想，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水陆交绥，战无一胜”，清廷被迫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从表面上看，“泱泱大国”败于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三岛倭奴”；从国民精神深处看，是养尊处优的自满顽疾败给了有充分思想和物质准备的侵略者。

　　沉沦甲午，“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使部分有识之士纷纷开展救亡运动、唤醒国人。然而，历经维新、革命，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还没有在全体中国人中间形成，仍停留于“精英在觉醒，大众在沉睡”的状态。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1905年，陈天华愤而蹈海自尽，以“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然而，当时和之后趁乱起家的一个个旧军阀，置国家危亡于不顾，为了地盘和利益互相混战。梁启超曾痛切地指出：“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引入了国民理念，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甲午战争开始，日本人对国家号召一呼而应，就连娼妓也甘愿将她们的皮肉钱捐献出来。

　　日本人管国旗中的红心叫“日本丸”，而《现代汉语词典》中“丸”的解释是球形的小东西。“日本丸”意识，使日本人危机意识根深蒂固。列岛沉没论、资源匮乏论、生存危机论等在日本长期盛行，与此相伴的便是日本对外侵略野心的不断膨胀。

　　鲜明的对比警醒人：一个民族最大的忧患是缺乏忧患，最大的危机是目无危机。

　　安而忘危，危不知危，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基因：九一八事变元凶、关东军大佐板垣征四郎在事变前对部下训话说：“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它不过是在一个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日本人写的《支那论》说当时的中国人似蚯蚓，“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

　　七七事变，实际上是甲午战争的延续；甲午国殇，为七七事变埋下了祸种。

　　日本《世界》月刊里有这样一篇报道：“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中，日本从清朝索取了折合当时日本金额5.1亿日元的巨额赔款。这相当于当时清朝政府两年半的岁入，是日本明治政府1893年岁出的3.8倍。日本由此尝到了战争的甜头，于是日本把它全部用于八幡制铁所的建设和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扩充战备上。”

　　凭借甲午赔款，日本一方面从娃娃开始洗脑，培养了30年后全面侵略中国的后备军；另一方面大造军舰、炮弹和机械，军力极具扩张。当这个“蕞尔小邦”蒸蒸日上之际，中国早已一落千里了。

　　以中国为自己崛起跳板的日本，竭力鼓吹大和民族有权统治世界，于是向中国张开了血盆大口，加快了鲸吞的脚步——

　　1900年，日军参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蹂躏南满。

　　1914年，在龙口登陆，攻占了胶州湾。

　　1928年，攻入济南制造“五三”惨案。

　　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

　　1932年，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