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县长郭企之：喊话感召2个连伪军带武器投诚

　　抗日战争中的中共县长

　　[摘要]抗战时期的中共县长，是实际担负着各项抗战任务的地方干部群体。在备战御敌方面，他们积极投入军事斗争，不仅在抵抗侵略、动员民众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大多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充分展现出不畏强敌的革命精神。在建设后方、巩固根据地方面，县长在教育、经济、政治宣传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少业绩。作为领导实际的“指挥员”和躬亲实际的“战斗员”，他们在热火朝天的革命与建设中创造出大量鲜活的实践经验，其中有些经验成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此外，县长的执政理念和行事风格，又是一种象征和符号，成为凝聚人心、推动基层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抗日战争；县长；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基层社会

　　抗战时期中共县长（中共县长，指抗战时期中共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的行政首脑。参见杨东：《民国时期县官称谓的历史迁变与基层映像》，《人文杂志》2015年第8期。）的身份背景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工农出身，另一类是青年知识分子，再一类是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在这些县长中本地干部又占绝大多数。据晋察冀边区的报告显示，地县两级政权系统中，80.9％是本地干部。（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5年编印，第262页。）战时陕甘宁边区亦是如此。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明确强调，县级政权在抗日根据地政权中处于枢纽地位。如陕甘宁边区在各级政府的总体构架中就指出：“县政府是边区各级政权的枢纽。”（《陕甘宁边区重要政策法令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1949年编印，第5页。）山东抗日根据地也强调，县政府是“代表全县抗日人民之抗日民主政府，为实行地方自治之领导机关”。（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鉴于县级政权的重要地位，中共对于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且强调县级政权必须遵循和接受党的领导，在县委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而县长作为县级政权的行政首脑，中共同样给予很高的定位。1943年，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的工作简报中就指出：“县长很重要，宁可使党部工作受点损失，也要把大批好干部去当县长。”（《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第263页。）谢觉哉更是鲜明地指出：“县长是亲民的官，也是真能做事的官”，根据地的县长“是躬亲实际的战斗员，又是领导实际的指挥员”，他们“不仅是行政成绩的实施者，且应是各种具体政治规律的创造者”。如果没有县长，“上级领导人员绝不会想出好东西来”，根据地的经验和办法，“主要还是靠经过县长”。（《新中华报》1941年3月9日。）

　　可见，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如果说地方干部是“真正能担负起伟大任务的干部”，那么对于中共县长而言则更是如此。（参见《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他们在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和巨大牺牲。

　　一、备战御敌：积极投入军事斗争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广大领土和民众饱受日军的蹂躏。战备动员、抗敌御侮，就成为战时县长的中心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抗日县长”，成为对敌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战时冀中地区，仅蠡县日军就修建了40余处岗楼据点，造成了“出门上公路，抬头见岗楼，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局面。加之特务汉奸猖獗狂妄，革命阵营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环境变得异常残酷，抗战进入极端艰苦时期。面对这种情况，根据地、沦陷区县长，积极备战御敌，采取多种形式抗击日军。武强县长李敬仁，亲自到农村发动群众，恢复党组织，并组织民众深挖地道。鉴于原来挖的地洞多是“蛤蟆蹲”，不便于活动，李县长和群众一起挖，有的地道能通到邻户和村外，有防烟熏、防水灌的气孔和暗沟，这些地道极大地保存了革命实力。（参见李秉新编《血色冀中：“五一”反“扫荡”六十周年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3—564页。）在与敌人的多次斗争中，根据地民众与游击队协同合作，在掘沟破路、毁坏交通、构筑新道新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凹沟”即著名的“抗日沟”战术。

　　其时广饶县长门金甲，为适应平原游击战的需要，在广北境内挖成总长900余公里纵横交错、遍布广北大地的抗日沟。之后又创造出新式沟形。全县所有村庄道路都挖通，广北大地布满了能攻能守，便于部队转移和军民隐蔽的抗日沟。抗日沟形成之后，在几次大的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中，党政军民在利用它作隐蔽转移的同时，还凭借它作掩体，相机伏击敌伪军，曾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以少制多的胜利。

　　在动员民众备战参战方面，中共县长更是不遗余力开展动员工作。马功岑任邯郸县长期间，积极动员农村青年参军，组成了一支300人的抗日县大队，后又成立了县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农会、抗日宣传队、抗日游击小分队等抗日组织，分赴全县农村筹粮、筹款，同时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42年4月，马功岑任永肥县长，在短短七个月中，就开辟了三个区域的工作，组织起“保卫壮丁游击队”，打击了敌人抓壮丁的活动，并积极向敌占区推进，很快就把敌人吞食的14个村庄变为根据地。（参见邯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邯郸县志》，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593—594页。）襄垣第一任抗日县长徐国华，动员全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自卫队、农救会、妇卫会、儿童团等组织，在襄垣县召开了25000余人参加的纪念“九一八”大会，遵照《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县人民全面抗战。1939年3月，他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大屯粮，全县共积公粮26500多石，捐银洋259400元。（参见《渭城文史资料》第2辑，渭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94年编印，第58页。）

　　在动员备战的同时，县长在对敌斗争中更是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在抗击日军的军事斗争中彰显着中共县长的抗战精神。

　　曲周县长郭企之，面临日趋恶化、斗争愈益残酷的客观环境，亲自带领游击队转入农村发动群众破路藏粮、坚壁清野、瓦解伪军，积极开展游击战、麻雀战，以打击日寇。郭企之白天秘密找干部谈工作、研究问题，夜晚带领基干队向敌人碉堡喊话，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教育伪军不要甘心当亡国奴，不要办坏事。在郭企之的感召下，白庄碉堡两个连的伪军携武器向我方投诚。事后，干部、战士们夸赞说：“我们的郭县长，不仅是一位政治人物，而且还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中共曲周县党史人物传》第1集，中共曲周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23页。）稷麓县长赵宜轩依托稷王山和峨嵋岭的有利地形，采用伏击战、夜袭战、打援、阻击、侧击、追击、反击、破袭等战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比如夜袭通化口，全歼万泉战工团；火攻牛家川，活捉匪首王长远；远道奔袭石佛沟，全歼爱乡团留守处；巧攻曹张镇，歼灭警备队；智取赵村岭，击溃解宝盛等。（参见《河东文史》第3辑，山西省运城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2006年编，第139页。）衡水县长贾殿阁，不仅亲自带领县大队作战，有时还根据需要单独作战，有时袭扰伏击敌人，有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伪军，数年如一日，大小战斗不计其数。（参见《桃城烽火》第1集，中共衡水市委党史办1985年编，第69页。）

　　陕甘宁边区地处黄河中游。抗战爆发后，日寇沿陕甘宁边区河防一线发动进攻，致使边区河防吃紧。吴堡县位于黄河之滨，仅一河之隔的山西渡口即驻扎有日军。1942年至1943年间，日寇数次向吴堡宋家川一带发射炮弹，并多次企图突破黄河防线进犯陕甘宁边区。面对日军的进犯，吴堡县长王恩惠积极动员民众参加对日斗争，并亲自参加到保卫河防的工作中。当河防工事被毁后，王恩惠及时“动员民夫抢修工事，不顾敌人炮火威胁，并亲身背石填土，迅速将工事修复，击退敌人”。（《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中央档案馆1988年版，第74—75页。）正是由于王恩惠的英勇无畏，吴堡县才构筑起河防的铜墙铁壁，守住了陕北的东大门。边区政府为此专门嘉奖道：“王县长能以亲身督率民夫背石填土，修复工事，击退敌人，殊甚嘉慰，应予记大功一次。望即令知该县长以示激励。”（《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第74页。）

　　在抗战时期的艰难环境中，中共县长积极动员备战参战，身先士卒抗敌御侮，作出了突出贡献。1939年9月，杨秀峰在冀南行政区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冀南公署领导下的县长，面临敌人残酷毒辣的进攻，除有两三个特殊情形之外，“没有一个离开过县境”，而是坚决游击、坚持工作。（《杨秀峰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更有不少县长在对敌斗争中，宁死不屈、壮烈殉国。在晋察冀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1938至1943年期间，仅县长以上干部牺牲的就数以百计。如灵丘县长齐殿选、徐水县长刘辉、清苑县长刘寿彭、昌延县长胡瑛等，都是在对敌斗争中壮烈殉国的。曾任冀南地区曲周县长的郭企之，布置抗日工作时被捕，面对日军的严刑拷问，用脚在地上写了“县长”两个大字，最终被杀害，年仅24岁，成为“感动全冀南民众”的一位县长。郭企之牺牲后，民众纷纷前去吊唁并编了歌谣：“企之牺牲重如山，人民悼念泪不干，打败万恶日本鬼，为我县长报仇冤。”1940年3月，冀南行政公署特誉郭企之“模范县长”光荣称号，并将曲周县第五区和第六区及威县一部分村庄并为一个县，命名为“企之县”，以示纪念。（参见《曲周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曲周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4年编，第44页。)这些县长的牺牲，不仅体现着抗日县长的英雄本色，更是中共县长在抗战时期突出贡献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