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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摘》文章:快跑!“婚外情”来了……

2003年02月28日 15:45

  有友叫老六,结婚已七年,夫妻恩爱得深,前几日心血来潮,夫妻二人来到一个酒吧,喝着喝着不知谁提议,“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选择对方吗?”请把答案写在纸上。到底是夫妻了一场,两人答案一样:“不会”。

  后来见到二人,又说起这事,我说:“你们活得很真实。”

  老六说:“不能否认,2002年的我已经不是1995年的我。2002年的她也不是1995年的她了。”

  人都是在变的。

  听说中年男人有三大喜事:升官、发财、死老婆。升官发财人人都喜欢,人到中年后机会肯定更多一些,不过,死老婆——咒恩爱多年的妻子,未免恶毒了点,其实死老姿的言外之意是肆无忌惮地搞些风流韵事,所以更人道一点,更直接一点、三大喜事倒不如说“升官、发财、婚外恋”!

  是啊,中年男人,正是花样年华、不幼稚不狂热、既拥有才干与学识,又能从容理智地审时度势。这种心理上的成熟、成就其中一部分人在亨业上崭露头角,在人生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精彩迭起的戏剧,但足家里呢,孩子大了,太太老了,无聊的时候多了,所以“十个男人八个贱,还有两个婚外恋。”

  灿烂的恋爱,平淡的婚姻,刺激的婚外情,是一种自然的恶性循环。没有多少人能承受在谈情说爱时的轰轰烈烈,蜜月期过后就一潭死水,所以婚外情成了不是出路的出路。

  婚外情古已有之,《诗经》中,齐风,南山,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翻成白话说是:“鲁国的大路平平坦坦,文姜(齐子)由这条路嫁给了鲁桓公,既然嫁给了鲁桓公,为什么她还要想着别人呢?”

  这说的是一段风流事。齐子,也就是文姜,她是齐襄公的妹妹,嫁给了鲁桓公、但又和齐襄公私通。

  没有一种文化中不存在婚外情,没有一种文化标准或准则能够杜绝婚外情现象。人类对婚外私情的偏好似乎是本性对文化的胜利。

  “你们应该有婚外情!”

  在1805年的圣经版本中,由于一位印刷工人的不慎造成失误,这版圣经被称为是邪恶的圣经。

  难道这是一句谶言?从世界各地的传记和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所有时代,所有人种和种族之间,已婚男人和女人的非婚姻性生活表明这是人类欲望的一种普遍现象。

  圣经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文士和法利塞人带着一个行淫(婚外性行为)时被拿的女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对耶稣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夫子,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不停地问,耶稣就直起腰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说完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些人听到耶稣的话,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全都走了,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位妇人。耶稣直起腰来说:“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酥也宽容,于是,在西方文学名著中,婚外情的故事成了很多经典,法国的《红与黑》、《茶花女》、《包法利夫人》,俄国的《安娜·卡列尼娜》,美国的《红字》,英国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红与黑》是写婚外心理活动的名篇:“于连的出现把德雷纳尔夫人吓得魂不附体,很快地她又受到最残酷的恐惧的折磨。

  于连的眼泪搅得她心乱如麻。甚至到了再没什么拒绝于连的时候,她也怀着真实的愤怒心情把他推得远远的,接着呢,又投入了他的怀抱。她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意图。她相信自己已被罚入地狱,毫无赦免的希望,她不断地给于连最狂热的抚爱,企图以此逃避地狱的幻影。”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在八十年代还是禁书,当时千方百计找来看,还是盗版的,错字连篇,也没看出个所以然。

  说起《安掷·卡列尼娜》,不能不说说戴安娜,戴安娜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婚外情,尽管几个月前查尔斯先承认他有情妇,但传统观念对男人总是宽容的,而对女人“不贞”却存在偏见。身为王妃这样做需要很大勇气,戴安娜简直就是小说里的人物,她和安娜·卡列尼娜太像了:同样的贵妇人,同样的美丽,同样的婚姻不幸,同样的叛逆,同样的追求纯粹意义上的爱情,同样的爱儿子,同样的敢于揭露上流社会的虚伪、公开自己的恋情,同样的为传统势力所不容,同样的悲剧结局—风华正茂、香消玉殒,不同的只足一个卧轨自杀,一个车祸身亡。

  如果你非说这是小说家杜撰的东西,好,按照文学来源于生活的原理,这些文学作品反映的一定是典型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在生活中,你可以找到原型。

  远的不说,你看克林顿,贵为总统,婚外情的事也搞的满世界风雨,一场官司就花了几百万美元,独立检察官那边也破费不少。媒体最高兴,像是进入了狂欢节。女主角莱温斯基更是赚了个钵满盆满,肥得流油。老百姓又多了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算得上皆大欢喜(希拉里也不亏,凭同情就捞到许多政治筹码,比卸任的丈夫还抢手)。

  到了二十世纪,西风东渐,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张爱玲在上个世纪的上海滩上呆得久了,自然也受到影响,她以《红玫瑰,白玫瑰》中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用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得不到的总是最珍贵的,“饭粘子”和“朱砂痣”,恐怕是形容婚外情的最绝妙的比喻了,令人拍案叫绝。

  到了二十世纪末,也有女人学张爱玲,生活在上海,有的也穿旗袍,打扮的像张爱玲一样,还写小说,可惜文字实在不行,过眼烟云。

  女人在男人眼里就好像祖国名胜,没去过时总想去,苦于或无精力或无财力,一但条件具备去了,回来,就再也不想去了。看来钱和闲是婚外情的两个必须条件,西门庆说不止这两个,是五个:“潘驴邓小闲”: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驴大行货;第三要邓通般有钱;第四要青春少小;第五要有闲工夫。这套西门庆版的“ISO9000”标准用到现在不太合适,比如驴大行货,那是古人科技落后,知识贫乏造成的,现在这个好办,出了问题请伟哥出马就是。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男人的世界,三妻四妾,比如刚才说到的潘金莲和西门庆,在《水浒》里,顶多是婚外性关系,在《金瓶梅》里有点那个意思,但《金瓶梅》是个另类,以它为例不大好说,还是看看《红楼梦》吧,《红楼梦》第六十五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尤三姐思嫁柳二郎。”琏二爷被凤姐姐管的太紧,就跑到东府贾珍家里娶发尤二姐,还是偷偷摸摸的,“贾琏又将自己积年所有的梯已,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又将凤姐素日之为人行事,枕边衾内尽情告诉了她,只等一死,便接她过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当下十来个人,倒也过起日子来,十分丰足。”凤姐姐厉害是厉害,万万没想到老公在隔壁就包起了“二奶”。

  唐朝是个例上,社会思潮和风尚决定了唐代文人的浪漫情调。就连与妻子情爱甚深的白居易也有樊素、小蛮等侍婢。他在杭州做官时天天携妓游玩,这种纵情使宋朝人感到诧异,议论道:“为见当时郡改多暇,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闻矣。”

  宋朝可能对这种事管的严格些,出了个陈世美,当了驸马就忘了家里的老婆,结果被包公铡了。

  版本不大一样,情节八九不离十,话说北宋什么什么年间,陈世美辞别父母妻儿,上京赴考,得中榜首。他贪图前程,隐瞒婚史,被招为驸马,在京城中享受荣华富贵,日后,发妻秦香莲找上门来,不想陈世美不念旧情,逐之出府。宰相王延龄听说后召香莲谈话,并邀请陈世美来吃饭。席间,香莲唱曲以讽陈世美,谁知陈世美假装不认识,宰相一怒之下,让香莲到开封府状告陈世美。陈世美一不作二不休,派家将去追杀妻儿。家将得知事情真相后,放了她们,自己抹了脖子。秦香莲告到包公那里,老包先礼后兵,请陈世美来,劝他夫妻二人恢复旧好,被陈世美拒绝。于是,黑老包不顾国太和公主拦阻,将陈世美的脑袋铡了。

  陈世美死的冤,宋代没有一夫一妻制,重婚应该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喜新不能厌旧。不过爱人小孩找上门来了,不该不理,杀妻灭口就更不对了。更在大家讨厌陈世美,并不是因为他有了公主,忘了农村的大奶,大搞婚外情,而是因为他杀妻灭口太恶毒,所以千百年来为人唾骂。

  如今,婚外情这个东西在中国,好像发展势头也很猛,《一声叹息》、《让爱作主》、《来来往往》、《花样年华》等,凭借电视、电影的广泛传播力,早已深入人心,不必多说。

  大同小异的情节,更多的性的需要,更多的男性的眼光,不过比起新新人类笔下,情欲、性事成为动物性的吸引与交配,还是上几个档次的,同样按照文学源于生活的原理,难道现在,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婚外情泛滥的时代吗?

  在北京,已经出现调查婚外情的公司,据说生意不错,调查费用一般起价3000元,高则达到5000元。一名已有四年多从业经历的“私人侦探”说,主要是对被调查者进行全天候跟踪监视,伺机进行偷拍、偷录、偷摄,再加上他们设法弄到的邻居、居委会的有关证言,就足以证明被调查者有婚外情。

  在广州,作家梁晓声曾面对1000多名女性,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您谈谈对婚外恋的理解。”场内笑声掌声四起,梁晓声娓娓而谈:“现实告诉我们,大多数婚外恋结果都不好,当事人非常疲劳、非常累,有时甚至非常恐怖,是灾难。”

  即使是恐怖的灾难,仍然有人前赴后继。

  婚外情有理由吗?没有理由吗?

  说不出理由,喜欢求刺激的人,往往会为了想改变一下一成不变的生活时,而跃跃欲试寻求冒险。并不是缺乏婚姻所带来的性满足,而仅仅只是为了生活的乐趣加分,以调剂他们平凡的生活或享受一时的快感。

  按成龙的话说:“几乎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

  婚外情,是挡不住的诱惑,但家却是避风的港湾。

  用晏殊的《浣溪沙》来抒一下情吧:“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来源:《中华文摘》 摘自:《中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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