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三爷”求学

　　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曾参加过康梁变法，还创办了《大公报》，是一位开明知识分子。他在1912年，便把自己刚刚12岁的儿子——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送到英国去接受教育。英千里回国后担任了北京辅仁大学的秘书长兼外文系主任。英若诚说：“又爱国，又想改革，这恐怕是从我祖父那里传下来的，直到我父亲和我都是这样。”

　　英若诚出生于1929年的夏天，在家里兄弟姐妹当中排行老三，加上他的小名叫“小毛儿”，所以全家人叫他“毛三爷”。“毛三爷”自幼出奇地淘气，经常会做出一些惊人之举。

　　念中学时，在一堂“修身”课上他得罪了宣传亲日的训育主任，被罚了站。下了课他悄悄地拿着猴皮筋儿做的弹弓子，躲在校园的一个墙角后面伏击了训育主任。训育主任提出，如果不开除英若诚，他就辞职不干了。校长向英千里“请示”：“您看我是留住训育主任，还是留住您的公子呢？”英千里自己是教育界的名人，怎么能担起被人指责为“袒护儿子”的恶名呢？于是，只好同意校方把“毛三爷”除名。

　　就这样，“毛三爷”转学进了圣路易中学。这是一所法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校方规定在校期间一律用英语交谈，如有违反者从重处罚。“毛三爷”当时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不但受憋出冷汗，还要被其他同学嘲笑和欺负。

　　“毛三爷”决心下笨功夫苦追，每天背上一段500字的圣经原文以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坚持半年后，他便有了扎实的进步。

　　圣路易中学的学生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只要从这里毕业，基本上就算是拿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入学证书。就在“毛三爷”毕业考试获得高分，准备走进剑桥大学时，他的父亲英千里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

　　父亲说：“你祖父把我送到国外去，是要我长时期地学习西方，彻底西化，将来好建设我们的中国。可是我回国以后，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不了解中国，我的中文还是12岁以前学的那么一点点，因此，有很多应该做而且又想做的事，我都做不了。你要去剑桥大学读书，等你回来就二十多岁了，再学我们本国的东西就晚了，我劝你舍弃剑桥在国内上大学，这样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

　　“毛三爷”听了父亲话，没有去剑桥，考进了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并拜在那里任教的英国诗人燕卜荪为研读西方戏剧的启蒙老师。从此，他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刘麻子”浑身是戏

　　英若诚参加了大学生们组织的、受着中共地下党影响的“骆驼剧团”，先后在《地窖之门》、《保尔·莫莱尔》、《春风化雨》等剧中扮演了主角。他的女友吴世良是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教授的女儿，他们是同班同学，同台演戏，志同道合。

　　195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并向社会招考演员。已经有了演戏瘾头的英若诚和吴世良一起去报名，被顺利录取后，他们急忙跑到原来分配的外事单位，要求改分到北京人艺。

　　50年代末期，英若诚成功地扮演了《骆驼祥子》里的车厂主刘四爷，又接受了扮演《茶馆》里买卖人口的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的任务。在当时“左”的文艺思潮下，很容易把这类人物形象演得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如同京剧里的丑角儿，一出场鼻子上就有块标志性的白色“豆腐块”。

　　一天，剧作者老舍先生来到排练场看排戏。第一幕排完了第一单元后，导演焦菊隐先生让演员休息一下，请老舍发表意见。老舍对着英若诚说：“您把刘麻子演得伶牙俐齿，这对。”他停了一下，“可您演得还不够坏。”他又停了一下，“不过，您千万别去演那个坏！”说完，老舍看着英若诚笑了起来。——又要演得坏，又不能去演那个坏，这到底该怎么处理才好呢？

　　英若诚回忆起一段过去的事情——1943年，父亲英千里被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生活难以为继，母亲只好靠变卖家什度日。当时，和母亲打交道最多的是收买旧货“打小鼓的人”。这些人为了乘人之危牟取暴利，表面上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似乎是为卖主着想，甚至还会替卖主为难。他们时而哄骗，时而刁难，时而褒，时而贬，态度一会儿一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得从你手里赚一笔大钱。生活中的这一场景，给英若诚留下很深的记忆，他把这份记忆植入对剧中人物的表演上，这使英若诚的表演有了质的飞跃。在剧中，他皱着眉头向康六说：“要不卖到窑子去也许多卖两儿八钱的，可你又不干！”他又满面春风向康六说：“告诉你，大太监庞总管，伺候着太后，人家家里连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他更仿佛已经操碎了心而恨铁不成钢地用手点着康六的脑门儿说：“你呀，傻蛋！”这里，完全不是简单地“逼其就范”，而是以自己的“正经歪理”说服人，打动人。内行说：“英若诚演的刘麻子，浑身上下都是戏！”扮演刘麻子，使他在话剧表演上登上了一个高峰。

　　大牢里的歌声

　　在“文革”时期，英若诚被强加上“美帝特务”和“苏修特务”的双重罪名，关进了大牢。

　　也许局外人想象不到，英若诚在大牢的三年里，居然还会生活得这么有滋有味——两位音乐工作者和他一起，整天回忆曾经唱过的所有的歌曲，并且通过和声、律学、对位和五线谱，把一首首歌曲口头改编成三声部小合唱、三重唱、两声部对唱。他们经常是两个人唱歌，另一个人用嘴在一旁伴奏。

　　当时他断定自己不会再回到北京，很可能要在农村度过余年，于是就向熟悉农活的“狱友”，用口头的方式，学习喂养奶牛、加工羊奶、加工豆腐、养蜂采蜜以至于如何使用风力发电等。他又利用狱中染布帘的机会，留下几块料做成墨水。有了墨水既可以偷偷写字，也可以偷偷画画，写写、画画，其乐无穷。

　　英若诚有些自负地说：“当时，我认为只要精神支柱不倒，肉体就不会迅速崩溃，甚至抵抗力也会随之增强很多。”

　　文化使者

　　中意合拍电视历史巨片《马可·波罗》时，意大利的制片人文琴佐·拉贝拉先生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因为，片子已经开拍了将近两年，而扮演元世祖忽必烈的演员还没有找到。忽必烈是一位13世纪叱咤风云，精通文韬武略，统帅蒙汉大军的中国皇帝，他的扮演者既要有帝王端庄伟岸的风度仪表，又要有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和高超出色的表演技巧。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会说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

　　就在拉贝拉急得要发疯的时候，美国的同行们向他推荐了中国演员英若诚。英若诚懂得，这是代表着中国和英、美、意、日等国的著名演员合作，如果演得不好，就不是个人荣辱的问题。他在仅有的三个月准备时间里，日日夜夜看资料、读剧本、研究人物。就在这段时间里，他认真地读了《元史》和《蒙兀儿史记》。

　　英若诚来到了摄制组，第一次与各国演员见面。一位很有名气的外国演员把他叫到一边说：“戏很重啊。注意，一定要真实，自然。拍电影、电视剧可不能夸张表演。”英若诚笑了笑。

　　英若诚最精彩的表演，是在那场12分钟的忽必烈与马可·波罗离别的重头戏里。英若诚表演得惊心动魄，又发人深思。拍摄结束以后，在一旁观看的演职员们折服了，不少人的眼睛里闪出了泪花。那位很有名气的老演员走过来，紧紧握着英若诚的手说：“英，你的演技非常出色，我……”他耸耸肩膀没有说下去。英若诚用力握着对方的手，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马可·波罗》一炮打响。1982年，美国NBC电视公司首先买了发行权，在全国播放，并获得了美国最佳电视剧奖——“艾美奖”。世界上有七十多个国家买了播放权，还先后出了西班牙文版、德文版、日文版和中文版。而1983年，意大利《微笑与歌声》杂志经过读者投票，把那一年度最佳男演员奖——“银猫奖”，奖给了忽必烈的扮演者英若诚。英若诚做了一次非正式的，又是很有影响的“文化使者”，甚至在西方人当中，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中国热”。忽必烈的艺术形象留在了海外观众的心中。

　　演员与部长

　　1986年的夏天，英若诚随《茶馆》剧组从加拿大演出归来，原计划再去新加坡参加艺术节。这时，他却接到了新的任命——调国家文化部任副部长。从当演员到当副部长，在这之前还不曾有过先例。

　　英若诚深感责任重大。但他上任以后没有任何“官架子”，他还是那个“有时候洋得要命，有时候土得掉渣”的、真诚率直的英若诚。不管是谁，你向他提出问题以后，凡他知道的，能解决的立即回答；不能解决的也会跟你说个明白。

　　1990年初夏的一天，英若诚离任了。他在楼道当中与所有相遇的同事一一握手告别。同时，他还热情地邀请大家：“如果方便的话，请您明天晚上到首都剧场来，看我主演的《推销员之死》。”第二天他果真回到舞台上，驾轻就熟地扮演曾经演出过的美国推销员威利·洛曼。从这里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当初他上任的时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院长曹禺，为他所写的一幅点化人生的墨宝：“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有一位记者问他：“你离开副部长岗位以后，是否受到了冷落？”他明确而又幽默地回答：“舞台是我的家，是我如鱼得水的领域，假如有人因为我不当官而疏远我，那是他的悲剧，而不是我的。”

　　黄宗江先生把英若诚定位于“大雅、大俗、大洋、大土”的学者型的演员。但英若诚也是一个译著等身、水平很高的翻译家，他从25岁起便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30万字的《奥赛罗导演计划》，此后由他中译英或英译中的，有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萧伯纳的《芭巴拉少校》、彼得·谢佛的《上帝的宠儿》、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赫尔曼·沃克的《哗变》、老舍的《茶馆》、曹禺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家》、锦云写的《狗儿爷涅》等18部话剧剧本。

　　英若诚同时还是个很不错的话剧导演，既执导过演给中国观众看的英国戏《上帝的宠儿》，也执导过演给美国观众看的中国戏《家》和《十五贯》，都获得了成功。

　　英若诚还是一位大学教授，由于他执导和讲授《家》与《十五贯》的显著成绩，英国密苏里大学校长罗赛尔以公文的形式正式宣布：著名的中国演员英若诚已成为密苏里大学终身教授。

　　摘自《2003年中国年度最佳传记文学》 本文作者：梁秉堃 漓江出版社2004年2月版20.00元

　　来源：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