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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政力量很少再组织人们进行集体活动时，五花八门的沙龙就促成了人民大众私底下的重新组合。人们找到沙龙，也就算是找到“组织”了。由此，中国进入了沙龙社会
本刊记者／李径宇 曹红蓓
6月1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来到了建外SOHO(北京的时尚街区)真锅咖啡店，参加一本名叫《那一年》的书的主题沙龙。张颐武是这个沙龙的主持人。
沙龙，这个城市上流社会的主题聚会形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追随。就在张颐武们举行沙龙的同时，各色人组织的各种名堂的无数沙龙正在中国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遍地开花。
“中国已经到了全民沙龙的时代，”一家时尚类杂志的编辑西西(笔名)感慨地说。她在6月19日这一天里，同时被3个沙龙邀请。其中，在清华大学附近的是车沙龙，在建外SOHO的是书沙龙和美容沙龙。
不知不觉中，沙龙从上流社会走进了人民大众，从文艺圈中走向了各行各业，从客厅走向了公共场所。
沙龙是体制外的产物，是公共规则之外的小众游戏
由电影制作人朱日昆在2001年底创立的现象工作室在电影圈内极有人气。从去年起，他们准备每年举办一届电影活动周。将导演和评论家们聚集起来，搞一些像样的沙龙。6月19日，以纪录片为主题的第二届电影活动周开始。朱日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即使在电影如此自由的领域内，大规模的沙龙都很少，中国人一贯的做法是，只有先找一个很好的名堂，才能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与大规模的聚会相比，现象工作室搞的小型沙龙不计其数。一般会在某个咖啡店或酒吧。常去的有清华大学东门的盒子酒吧和北京地安门西楼巷胡同的派对空间西餐吧。
举办此次大型的沙龙，朱日昆们费尽了心思。因为活动的费用由他们去拉赞助而来。相较之下，平时的小型沙龙，都采用AA制。每次沙龙，他们通常要提前在工作室网上发布预告，告诉大家主题是什么，地点在哪里，费用是多少等等。有时候，沙龙中间会放映一些电影，然后大家座谈讨论。
6月20日，在进行完研讨后，现象工作室将晚间的沙龙安排进了建外SOHO。此间，一些导演纷纷出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因拍摄《巫山云雨》而著称的章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平时很少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因为和朱日昆比较熟悉才过来的。另一名业界中人说，体制内外的导演对沙龙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体制外的人喜欢沙龙，体制内的人有时候挺排斥沙龙的，可能是沙龙的民间性太强的缘故。
其实，沙龙生来就是体制外的产物，是公共规则之外的小众游戏。它遵循的规则与体制内规则截然不同，它剔除了许多形而上的教条和约束，多了一些自由的对公共规则的忽略和回避。从最早上流社会利用沙龙纵横捭阖，到后来民间的趣味组合，沙龙的内容从来是私自的和非正式的。
一个社会的沙龙多起来，那这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将更加趋向于温和和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沙龙的体制外特性将使中国的世俗社会更加多元，也更加自然。
在沙龙里，有一种感情叫“圈内关怀”
西西是圈内著名的活跃人物。几年内，参加沙龙上百次，并且和两个沙龙圈子有固定的关系。“沙龙必定是圈子化的，有明显的准入门槛。”西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兴趣广泛，又喜欢结交朋友，所以她成了好多沙龙里的“活宝”。没有她，沙龙的气氛会是一潭死水。她认为，大多数参加沙龙活动的人还是比较拘谨的，太过拘泥于礼节，传统沙龙的繁文缛节还没有完全被打破。
“中国人从组织生活回到私生活里后，依然喜欢做深沉状，无法摆脱刻板和严肃。”她说。
其实，沙龙是民间的趣味相投的自由组合。大家希望换一种姿势和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等级森严的官腔和八股文。
一开始，西西参加的是诗人沙龙。一群过气的诗人，喝酒，调侃，站在桌子上大声朗诵自己的新作。当诗歌从市面上被赶走后，他们一干人等就躲在酒吧里自娱自乐。诗只能在没有阳光的地方被小范围传诵，而一旦回到阳光下，这群诗疯子立即变得人模狗样西装革履地四处奔突。
很快，西西就退出了这个圈子。6月19日晚上，当一群先锋诗人来到建外SOHO，要在狂欢的人群里当众朗诵自己的诗歌时，西西躲在一旁。她觉得自己离开了这个圈子。“一个人如果自愿告别一个沙龙的话，就意味着基本上在心理上告别了一种生活。”西西说，她不愿意永远沉湎于不可自拔的虚伪的幻景中。
离开诗歌沙龙后，西西进入了很俗套的车友沙龙，进入了出版人沙龙，进入了同乡沙龙。每一个沙龙都主题鲜明，每一个沙龙都与现实接壤。她的沙龙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平民化。沙龙见证了她的成长和蜕变。
“有一种感情叫‘圈内关怀’”，西西说，只有参加了沙龙，才会刻骨铭心地感受到来自趣味相投的人们的集体关怀；这种关怀绝对是无私的，也是排外的，并且惟其排外，才显得格外珍贵。有一次，西西和男友闹翻了，半夜里她发短信给一位朋友诉说衷肠，没想到，不到半小时，许多沙龙朋友就都发来短信安慰她，更有两人相约来请她喝茶。还有一次，西西受到了一个网民的文字讨伐，第二天，那个网民就被西西的沙龙文友们的文字淹没，再也不敢胡言乱语。
沙龙，使西西和这帮从前陌路的人们惺惺相惜。在喧嚣而孤独的城市里，沙龙维系了她与别人的关系，沙龙改变了她原本脆弱的生活处境。
突然从高端跌落，沙龙出现了平民化倾向
和当下的许多中国人一样，西西亲历了沙龙的平民化过程。而在这之前的数百年里，沙龙一直是上流社会里的事情。
沙龙一词来源于法文Salon，本义指客厅。通常意义上的沙龙，初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沙龙曾经的标准画像是：一干王公贵人、教会显要、名流学者和艺术家，在高贵女主人的会客厅里高谈阔论。从15世纪到19世纪，沙龙一直是西欧上层社会文化生活最集中的场所，各种学术、艺术、政治思潮和风尚在这里酝酿传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沙龙文化。因此从诞生起，沙龙身上就铭刻着贵族血统。
10年前提到沙龙，中国人多半会觉得它遥不可及。在世俗观念里，沙龙从来就是阳春白雪，是衣着光鲜的人们的觥筹交错，是政客投机家们的拉帮结派，是上层怀才不遇者们的坐而论道，充满风流韵事以及各种体面的趣闻。所谓“衣食足而知礼节”。沙龙似乎是吃饱了饭的人们的礼节性聚会。
大约在1997年前后，沙龙突然从高端跌落，出现了平民化倾向。资深的沙龙人士将这一年称作“中国沙龙年”。西西之所以很快就能出入于各种沙龙场合，就是因为沙龙变成了大众文化。
何兆武，北京市面所见惟一的沙龙研究专著《沙龙的兴衰》的译者，82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虽然一个沙龙必有一个主题，但主题是要靠人去营造、去展开的。归根结底，人，才是沙龙的灵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何兆武这样说。何的意思是，沙龙的变迁，必须从人身上去找原因。
何兆武说，“沙龙对参加者有个资格认定。最初，沙龙只存在于贵族或所谓的高尚人群中。贵族的概念，是依附于王权的。在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后，贵族就不被承认了。从参加者的资格来看，我们现在所说的沙龙，已经和原来意义上的沙龙有了很大的差别。没有贵族后的中国，沙龙的资格认定转向另一种尺度，即是否志同道合。”
长期来，因为没有贵族，经济不发达，而且行政组织严重介入了公民私生活，所以，沙龙只存在于中国极少数特权阶层中，而且大都处于隐秘状态。
在政治敏感的年代，沙龙被视为洪水猛兽。等到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市场经济兴起，相当一部分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这时候他们有了时间，也急不可待地有了和同道人自由沟通的欲望，而此时，政府也正从市场和私人生活中一步步退出，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失去了往日的组织性，而变得松散和随意。于是，沙龙成为人们自由组合的重要形式，而没有贵族的沙龙注定要向平民化发展。
今天，我们看到，沙龙遍布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七十二行，行行有沙龙。
沙龙促成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82岁的何兆武先生已经很少参加现在的沙龙了。他说，今天的沙龙，离政治很远，离生活很近。人们三五成群，自由组合，形成了新的城市人群的情趣划分。
何兆武介绍，传统的每个沙龙都需要有个灵魂人物，时间久了，这个灵魂人物也会成为沙龙的品牌。中世纪，欧洲沙龙的灵魂人物是女主人。女主人的贵族身份几乎是必须的，除此之外，她还要娴于辞令，多才多艺，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并精通爱情的艺术。如果说中国近代存在着这样女主人的对照物，林徽因应该算第一个。
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中国妇女在公开的社会交往中，只能以配角身份出现。因此，与西方不同，中国沙龙中的灵魂人物，大都是男性 梁启超、胡适等都是这样的灵魂人物。围绕着这个灵魂人物，聚成了沙龙中特有的人气。以男主人为中心的中国沙龙里，培养了很多人才。
从梁启超的圈子里，走出了徐志摩、金岳霖、张希若；从胡适的圈子，走出了傅斯年、顾颉刚等人。而以女主人为中心的西方沙龙里，除了培养人才外还盛产爱情。
在多元化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沙龙主人一般是业界名流。以北京为例，前几年IT圈里张朝阳们就是沙龙的活跃分子，而这两年来，地产商潘石屹们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墨客和地产高手，他们几乎天天出入于各种沙龙场合，成为城市新风尚的引领者。
沙龙主人的人气旺衰，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他所在领域的人气。资深沙龙人士西西说，前几年，人们一窝蜂地成为网络英雄的欢呼者，这两年，一些阳光的地产商又成为风尚者们新的追捧对象。沙龙永远是时代的见证者。
沙龙其实承载着很重的社会责任，许多人是有目的地投奔沙龙的。在这里，他不仅能找到谈得来的朋友，还可寻求到来自业内的专业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沙龙，既是消遣性的，也是功利性的。谈笑间，暗藏玄机；把玩间，图穷匕现。所以，热衷于沙龙的人们往往也心怀戒备，这多少让人感到尴尬和无奈。
但不管怎样，当行政力量很少再组织人们进行集体活动时，沙龙促成了人民大众私底下的重新组合。人们找到沙龙，也就算是找到“组织”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