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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学兵队的学员讲述:我亲历的西安事变(图)

2005年08月12日 09:09


王建中近照

  人物小传:王建中,1912年生,辽宁新民县人,1936年9月入党,同年参加东北军训练班,1937年参加平西抗日游击队,1950年随空军某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83年从空军后勤部顾问岗位离休,现担任北京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8月1日,空军总医院病房。93岁的王建中老人躺在病床上,阳光透过碧绿的枝杈照在他沧桑的脸上,使老人显得更加慈祥。“和平的生活多好!”望着窗外不时飞过的小鸟,老人娓娓讲起亲历西安事变的故事。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带进烽火连天的岁月。

  我们以绝食相威胁,要求张学良支持抗日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屯兵西北,与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对峙。在共产党的争取下,张学良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双方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为了推动抗日救亡工作,张学良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成立训练班,招收青年抗日救亡分子,培养基层军官。随后,他派人到北平招收学员。由于所派人员是我们党东工委的同志,所以在北平党组织的支持下,很快招收到大约300名学员。“九一八”事变后,我从东北流亡到北平,在同学的介绍下,也被招了进去。

  训练班对外称学兵队,队长由负责张学良警卫工作的东北军警卫二营营长孙铭九兼任,各班班长也是从这个营抽调的。我被编在一连九班,班长叫陈志孝。

  学兵队半天进行军事训练,半天进行政治学习。由于学员大多是进步青年,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所以政治讨论时,大家常常声讨国民党当局对日不抵抗政策。我是东北人,对日本侵略者有着深仇大恨,每次讨论时我都慷慨激昂。由于我表现积极,学兵队的党组织发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10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来到西安,命令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剿共”,并调嫡系部队30个师向西北开进,逼迫张、杨进攻红军。

  此时,日军步步进逼,驻绥远官兵与日军发生激战。消息传来,学员们群情激昂,纷纷要求上前线打鬼子。大家还联名写下申请书,交给孙铭九营长。孙铭九接到申请书后,回答说:“不同意”。听到这样的答复,大家当时就急了,要求见张学良,并以绝食相威胁。

  张学良得知情况后,决定接见我们。记得那天他很激动,给我们讲了近1小时的话。他表示坚决抗日,不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东北3000万父老。

  抓到蒋介石后,士兵们围住他高喊“打日本,救中国”

  12月初,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开赴陕北“剿共”前线。此时,西安学联组织1万多名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请愿游行,学生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时间,西安城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11日,原来负责站门岗的二营官兵不见了,我们班长陈志孝等二营派到学兵队的人也不见了,上级命令我们学兵队负责站门岗。当时大家心里都有种不祥的预感,要有大事情发生。

  12月12日中午,我们才得到消息,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控制了西安全城。张、杨等18名高级将领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抗日主张。接着,我们学兵队接到命令,占领省政府。我们一路猛冲,没遇到太大的抵抗,就控制了省政府,活捉了省主席邵力子。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原来,张学良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两次向蒋介石进谏要求抗日,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于是,张、杨决定发动“兵谏”。而在行动中直接抓到蒋介石的,就是我的班长陈志孝。他因此被提升为排长,并得到1000元钱的奖金。

  当时,蒋介石住在华清池的五间厅。警卫二营击溃蒋介石的卫队后,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陈班长捉住蒋介石的一个内卫,问他委员长呢,他说不知道,但眼睛向山坡一斜。陈班长随即向山坡搜索,在山石缝里把蒋介石搜了出来。接着,士兵们围住他大喊:“委员长,打日本,救中国!”蒋介石不停地与向他喊话的人握手,嘴里连声说“好!好!”

  就在这天夜里,在西安开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黄杰等19人也被活捉,宪兵3团团长蒋孝先被打死。

  内战一触即发,我们走上街头宣传联合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留守在南京的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轰炸,而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也有一些人要求处决蒋介石。一时间,局势变得十分混乱,内战一触即发。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来到西安与张、杨会谈,提出联蒋抗日的主张。为宣传党的正确主张,党组织组织我们成立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联合抗日宣传组。随后,大家走上大街小巷向群众宣讲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道理。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我们还请来英国记者史沫特莱,让她现场采访,向外界宣传我们的主张。在我们的大力宣传下,西安群众抗战情绪激昂。

  此时,宋美龄、宋子文等来到西安,与张、杨接洽。经过艰苦的谈判,蒋介石接受了八项主张,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紧接着,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压,国民党中央军占领潼关,进逼西安,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进行阻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兵队被编成5个宣传大队,分散到东北军各部队宣传抗日。我任五大队大队长,带领几十个学员来到东北军105师。

  我们到部队后,主要宣传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联合起来的意义,告诉大家红军已到达前线,增强官兵的信心。当时,虽然东北军部队里的亲国民党分子和一些胆小鬼一再散布谣言,动摇军心,但东北军部队一直比较稳定,这与我们学兵队的大力宣传是分不开的。

  张学良被扣压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出现纷争,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下,被迫撤出西安。因为我们学兵队四处宣传抗日,国民党政府要求东北军解散学兵队。5月下旬,我们接到遣散命令。

  被遣散后,同学们分赴各地宣传抗日救亡的意义。我回到北平后,被党组织安排在东北救亡总会宣传部工作。“七七”事变后,我来到平西,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日的局面奠定了基础。能够亲身参与西安事变,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人,我感到非常荣幸。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谭洁、孙福南、马昶)

 
编辑:李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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