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氏基金资助出版的《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共分三册，长达180万字。是作者在不同岁月，对日本的时政、外交与社会动向不同之感触，观察与耕耘的心血与结晶。时论文集横跨近40年，从不同角度解读日本的“变”与“不变”。

　　集40年对日本观察的时论《文集》就将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作为作者，我既有禁不住的喜悦之情，又有不安之感。喜悦的是，这180万字的时论毕竟是自己在不同岁月，对日本的时政、外交与社会动向不同之感触、观察与不断思索和耕耘的心血与结晶。不安的是，这横跨近40年的《文集》，既涵盖了笔者二十来岁时的习作，也收录了不少与截稿时间竞赛之急就章。加之笔者个人在不同年代对日本的观察与体会，其中也不乏肤浅与独断之处。

　　毅然走上留日路程

　　笔者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踏上留日的道路的。当时在新加坡，留日是少数派，今日仍然是少数派。

　　远在赤道小岛的青年，为何要做出这项看不出有何“投资”意义的“留日”的选择呢？不少初次见面的日本朋友都表示难以理喻。在抵日之后，至少有两位日本师长善意地劝告我快快离开日本，另寻深造之处。

　　推究其因，一来是战败后的日本百业待兴，社会矛盾重重，日本人还未恢复其信心(有时遇到陷入“日本人原罪论”苦恼的日本朋友，我们还得多番安慰，并鼓励他们：错的不是日本民族本身，而是误国殃民的“国策”。)；二来是日本教育制度的腐朽与僵化(它是引发当时学运爆发的一大根源)，加之日本社会的排他性强，关心留学生的日本师长认为日本还未具备接受留学生的主、客观条件，亚洲青年没有必要留在此地耽误宝贵的青春。

　　至于留日之前，备受师长、亲友的反对和劝阻，更似乎是我们同年代不少留日同学的共同经历。“到那残暴的国家究竟能学些什么？”不少亲友都直截了当，提出了这么一个单纯但又尖刻的问题。

　　几经思索，笔者还是毅然走上了不被看好的留日路程。

　　与日本时评结缘

　　尽管如此，离新(新加坡)前夕亲朋好友对日本提出的看法与质疑，却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中。“战后的日本究竟与战前有何不同？”、“日本究竟在哪一方面变，哪一方面不变？”等问题，遂成为了我踏上旅日路程后不能不反复思考的研究课题与“问题意识”，也成为了我向新加坡读者汇报日本国内最新动向，分析时局变化的“原点”。

　　但没想到这“阴差阳错”留日的决定，以及由此而开始撰写的“旅日通讯”，却促使我与日本时评结下了不解之缘(详见本文集《日本社会》篇中的《我怎样与日本时评结下不解之缘》)。更万万没想到40年前新加坡乡亲们提出的纯朴的一些问题，却成为了我迄今仍无法做完的习题。

　　从报界转入学界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正是这些习题的总汇；耐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中心主线始终未离开日本的“变”与“不变”。

　　1989年，笔者从报界转入学界，照理是可以乘机摆脱这没完没了作业的最好借口和机会。无奈旧病复发(“职业病”乎？)，无法安分守己。眼看着那高潮起伏的日本政治连续剧与虚虚实实的外交游戏，及日本传媒擅长的舆论诱导与造势，笔者虽不在现场第一线，但是仍难以抗拒发抒己见的诱惑力，而每每有奔赴现场，追踪大事件及其演变，进而剖析其缘由的冲动。

　　加之大学授课的核心内容是现代新闻学与国际关系，有关日本大众传媒及其论调之走向，日本与亚太的关系依然是我关注之重心所在。

　　十余年来这些方面的时评着墨较多，显然是与我上述教学与研究的方向有关。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对于日本之观察与认识(如果其中有可取之处的话)，得益于留日期间的“大动荡年代”良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正如前文所述，是日本百业待兴，社会矛盾重重，日本走向尚未明朗的时期。但与此同时，也是日本新旧两代(准确的说是新旧两股思潮)在针对日本何去何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不管是在校园内，还是大街头，随时都可以看到慷慨激昂的日本人，通过各种不同形式表达其政治主张及对现状改革的看法。那是一个不少老年人痛心疾首，向年轻人叙述劫后余生的经历，而年轻人则以谈哲学为荣，无时无刻不爱争论的年代。

　　良师益友指点迷津

　　听听不同年龄层的日本人的心声，仔细阅读各家各派撰写的政论文章或他们分发的传单，进而解读其标语、口号所含的意义，这对于一个想了解日本的“变”与“不变”的青年来说，无疑是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尤其难能可贵的，正是在那个大鸣大放与“国论二分”(指对国家走向两种不同看法和声音)的年代里，笔者有幸得到不少日本良师益友的指点迷津。他们或者耐心地向笔者清晰地剖析日本战前的政治经济界和文化界与战后藕断丝连、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者现身说法，让笔者知道战前的日本怎样对内进行“总动员”，如何对外使用其“文化”的“软力量”……

　　至于战后的日本大众传媒，虽然基本上从未离开过“国益至上”的基调，但在那个大气候中，有时也会为读者提供了一些不同角度的信息与分析文章。

　　笔者的日本时评，始自留日第二年的1967年(之前多为译稿之习作)。

　　在1983年3月新加坡《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合并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之前，拙稿主要发表在《星洲日报》，也有一小部分刊于《南洋商报》；在这之后，则主要刊于《联合早报》。

　　另外，也有不少文章曾同时或分别刊于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香港的《信报》、《明报》、《大公报》、《亚洲周刊》，台北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中时晚报》、《日本文摘》，北京的《人民网》日本版及《中国青年报》等。

　　笔者也借此机会向所有曾提供宝贵版位的报刊与同人致以谢意。特别是笔者曾服务长达16年的前新加坡《星洲日报》和《联合早报》的前同僚和新朋友，因为直到今天，大家仍然把我当为华文报大家庭的成员。(节录)(本文为《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作者自序；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卓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