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150余名来自北京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参观了“农民·农民”展，几乎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走进美术馆。他们的孩子，在展厅中领到了涂鸦的画笔。招募讲解志愿者，办定期讲座，开大学生讨论会，殿堂的“亲民”之举姗姗而来。

　　“大概留我年复一年呆在此地(美国)的，就是这可敬可恨的美术馆”。被西方美术馆“耽搁”了18年的陈丹青在《美术馆面面观》的讲演中说，“美术馆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个摇篮。不仅仅是欣赏，而是一个超级课堂。”

　　中国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的何琳刚从美国取经回来，她最大的感慨是：在美国，美术馆归教育部管，教育功能是第一位的；在中国，美术馆属文化部管，理念上有差别。尽管美术界对本次展览反应冷淡，但范迪安说，从(面向)画家转向公众，不会变了。

　　不愿再做“中国美术陈列馆”

　　陈丹青说，“即便现在的中国美术馆，也只能算陈列场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馆。”范迪安并不回避这样的批评。

　　尴尬的现实，圈内皆知。上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馆被要求“自收自支”，为填补每年超出行政拨款4000多万元的经费缺口，出租展馆成了资金的主要来源，以至于中国美术馆有“美术家的展览馆”之称。

　　范迪安说，到2005年底，中国美术馆仍有80%的展览是被动接展的，基本不在展览文化上做文章。2006年有变化，140多个展览中，1/3是馆里自行策划、主办的。

　　在“美国艺术300年”展览期间，中国美术馆紧急联络了四位能把中国传统融入当下的探索者，举办“中国现代四大家”展，以构成和美国当代艺术对话的格局。刚刚从德国回来的刘永刚就是其中之一。这次个展，中国美术馆不但在20天内完成了策展，而且在刘提出“室外空间”的条件时，得到回答是“庭院草坪随便选”。

　　策展，意味着学术过滤和文化选择。虽然在国际上早已成名，但范迪安在馆内却刻意淡化自己的策展人身份。让“国家级殿堂”接受策展人这一概念，似乎火候未到。他能跟记者说的决心是——“3年之内，中国美术馆将关闭接展窗口”。

　　这是沉吟片刻后，他才首次对外表示的。在这座沉稳凝重的“十大建筑”里，“发愤涂墙”的压力自不待言。

　　补上当代艺术的债

　　美术馆的核心，一个是展览，另一个是收藏。

　　而在西方买家对中国当代艺术大打出手的这十年，中国美术馆基本处于缺位状态。“当代艺术诞生之始，一直都是处于边缘位置，不被主流价值观认同。中国美术馆直到今天也没有能够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集合起来，反映一下改革开放的成绩。”

　　虽然中国美术馆为收藏20世纪名家作品而申请的2.5亿元资金现已启动，用于日常收藏的300万元资金和收藏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银、铜奖获奖作品的600万元专项资金已经获批，但相比当代艺术在市场的价格，这不过是杯水车薪。

　　为了弥补历史欠账，形成20世纪中国美术的完整序列，范迪安尝试说服那些私人收藏家捐赠，未果。

　　当年的殿堂，现在不得不和“在野”的798艺术区展开竞争。

　　今年初，美国MOMA艺术馆派两位女士来中国考察版画市场，798是重头戏，中国美术馆的馆藏不过是“目娄一眼”，时间仅安排半小时。然而，中国美术馆却用一场专门布置的版画展迎接了她们。最后两位女士和中国美术馆签订了互换藏品的协议。

　　错过了十年，更不愿错过当下，中国美术馆正筹划着最前沿的艺术展。两个奥运期间的重头戏已经定了：一个是为在美国也算惊世骇俗的蔡国强办个展；另一个是展示运用声光电等技术的新媒介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