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三忆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新年。腊月二十三，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大雪。立春过后，再过一周，十四亿华人世界就要过年了！今天的华人世界大多进入了社会学家所说的丰裕社会，收入增加，家庭人口减少。如今，过年只是一种稍长一点的假期，亲人团聚，只是寥寥几人，因为大多数家庭已经核心化了；大家虽聚在一起，但或看电视，或上网聊天，或玩手机看短信。此时此刻，传统的年味已经成为十分遥远的记忆。

　　年夜饭

　　民以食为天，说到过年，首先就想到吃。过年的习俗，起源于农业社会。春种秋收的习俗产生了历法的需要，过年就是历法的周期纪念。农业社会和原始社会的最大不同，也许是从依赖天然食物转向依赖人工食物。农作物与原始社会的采集狩猎和游牧社会的饲养牲畜不同，需要忙碌一年才能收获食物。所以，农业社会始终是匮乏社会和温饱社会，用长期的饥馑与节俭换取丰收后的短暂的狂欢与放纵。西方的狂欢节起源于古希腊，人们纪念农神(又称酒神)狄奥尼索斯，其方式就是暴饮暴食式的宴饮与纵情歌舞声色的狂欢。

　　中国人的过年就是吃的狂欢。在东北的农村，过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这一天家家要送灶王爷上天。灶王爷是中国古代的家神，受玉皇大帝派遣，住在每家每户记录人们的表现。送灶王爷的方式就是吃灶糖，一种黏黏的谷糖，希望粘住灶王爷的嘴，防止他向玉皇大帝告状。这一天，村子里开始杀猪。濒死的猪声嘶力竭地嚎叫上演了嘹亮的乡村式的春节序曲。男人们忙着杀猪放血，女人们则忙着分解猪肉，清洗内脏，制作血肠，烹煮肉食，蒸黏豆包。此后孩子们常常在游戏之余去仓房偷拿冰冻的黏豆包吃。最使孩子们激动的就数年夜饭了，敞开供应的鸡鸭鱼肉令人目不暇接，一年之中最为丰盛的饕餮行动开始，一家人围在桌边大快朵颐，把一年的克制与节俭抛在脑后。

　　童年时经历“文革”，随家下放到长白山山区的一个小山村。村民的贫困超出想象，人均产粮不足三百斤，日收入不足三角钱。春耕过后，就有家庭因缺粮而吃糠咽菜。我因为说同学带的午饭是“忆苦饭”(“文革”时的城市小学，为了教育学生，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讲述旧社会的万恶，特地制作糠麸窝头让学生分食，曰“忆苦饭”)，而遭到老师的严厉批评。过年的时候，全村杀了一口瘦猪，每家分肉两斤。全村算是吃上了猪肉。年夜饭吃过，村子里的满族人带头，出来满街扭秧歌，在雪地里打滚。集体户的知识青年们响应号召，留在村里过“革命化春节”。女知青想家，趴在炕上抹眼泪。男知青们硬拉着她们出来扭秧歌，结果惹得一个女知青嚎啕大哭。男知青问她为什么哭，她说：“穷成这样，他们还乐成这样，能不哭吗？”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如今中国告别了温饱型社会，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饥饿变成了遥远的记忆。吃的重要性日渐淡漠，年夜饭也引不起孩子们的激动了。人们从大鱼大肉，吃到生猛海鲜、山珍野味。饭店里满桌酒宴，常常七八成剩下扔掉。古人云，“成由勤俭败由奢”，已被一些人忘在脑后。日渐淡忘的年味后面，是不是有许多方面发人深省呢？

　　拜年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论，认为人的生存安全需要满足后，就会产生社交需要。吃完年夜饭的人们睡足之后，就在大年初一外出拜年。拜年是亲友、同事、邻里之间的新春问候。拜年讲抢早。由于有守岁的传统，折腾到后半夜才睡的人们不得不早早醒来，长辈们守在家里，等待晚辈们前来拜年。家家要准备瓜果糖茶，招待访客。童年时，每年初一，第一个来拜年的是邻居兄弟两个，山东人氏，入门向家父家母拱手鞠躬请安，尚存古风。

　　此后，差不多所有人家都有代表出动，去别人家拜年，许多别人同样去你家拜年。人潮汹涌，你来看我，我来看你，结果大家都在路上，谁也见不着谁。如此壮观的场面有如一首英国儿歌所唱：“狗追猫，猫追鼠，鼠追小孩，小孩追狗。”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拜年大圆圈。这有如马林诺夫斯基揭示的南太平洋群岛土著文化的礼物圈，初看毫无实际用途，仔细琢磨妙用无穷。常言道人怕见面，面对面是社交的最原始形式。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大年初一人们相见，显得意义特殊，格外重要。问题在于人人都这么想，人人采取主动出击，反而见不着面。

　　拜年圈成全了家庭主妇和孩子们，必须留守家中，守株待“客”。小孩子冒充家长，地位上升，大模大样地接待各色访客。唯一费神的是必须记住访客姓名，以备家长回来盘问。忘了谁来过，那人算白来了。记得那时父亲在省政府任职，仅我在家留守的时候，当时的副省长周光(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讣告，是一位参加过鄂豫皖根据地创建和长征的老红军)、杨战韬(现在还健在的百岁老人，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都来家里拜过年。当年资深领导如此礼贤下士，到部下家中拜年，蔚为风气。于今忆及，感慨不已。

　　也许是拜年圈运转经年，人们终于意识到它的疲劳性与为相见而难相见的悖论性。到改革开放后，拜年圈渐渐散了。人们越来越务实，非功利性的传统就越来越难承继下去。现在人们懒得见面，代之以短信网聊，社交越来越虚拟化，人际关系也必然越来越疏离化。网上情深似海，见面不是大失所望，就是上当受骗的例子比比皆是。

　　世事沉浮，人情冷暖，令人想起仓央嘉措的诗句：“如果不曾相见，人们就不会相恋。”纵使有了网络与手机，人们呵，还是常出来见见吧。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无论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最好的社交，还是面对面。

　　看电影

　　还是那个马斯洛，认为物质需要满足后，人们会产生精神需要。传统的过年，除了吃饱喝足，到处乱窜，离不开电影院。物质匮乏的年代，休闲娱乐也同样匮乏。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电子游戏，没有钱去旅游的人们，别无选择，纷纷冲向电影院。童年时代，过年唯一的文化生活是看电影。那时的孩子可以不知道商场在哪儿，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电影院在哪儿。我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春城、朝阳、人民、大众、儿童、红星、长建、客车、电力、长影、军人、艺术、省宾馆、文化宫，如数家珍。童年和少年的春节假日，几乎天天进出电影院。

　　即使在“文革”时期，能看的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十几个故事片，大家也百看不厌。并不是这些电影引人入胜，而是那个年代人们实在没有其他的娱乐生活。后来陆续上映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于是人们开始流传这样的民谣：“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记忆中的电影院放映前，预备铃声响起，满场的人声鼎沸戛然而止，鸦雀无声。灯光一灭，屏幕上映出八一红星放射光芒，《解放军进行曲》雄壮的旋律响起，往往满场掌声。少儿观众从小受英雄主义和尚武精神熏陶，最爱看战争片。从电影院一出来，电影里的台词和角色已经演化成少儿们的街头大战，满街都是“向我开炮”(《英雄儿女》)，“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南征北战》)，“中国人的土地上，绝不让你们横行霸道”(《平原游击队》)，“让列宁同志先走”(《列宁在1918》)。当然也有“高，实在是高”(《地道战》)，“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平原游击队》)之类的反面角色台词大肆流行。

　　看电影也是一种社交和竞争。那时的家庭大多属于多子女家庭，电影票常常不够分。那时的电影票大多不是买的，是家长单位分的福利。单位有大小强弱之分，家长有职务高低之分，分得的电影票也品种新旧多寡不一。不够分的时候往往也是兄弟姐妹内隙于墙的时候。好在孔融让梨的精神那时还管用，一家之内长幼尊卑也大多磨合出来，总体是兄姐让弟妹，女孩让男孩；或兄姐略施小计，诱以小惠，如出让糖果水果份额(匮乏时代糖果水果常常由家长对孩子们等额分配)，换取看电影权。而在同学之间，馈赠电影票是发展友谊和提高地位的重要手段。请同学看电影的意义，绝不亚于现在的请客吃饭。

　　如今，除了恋人，很少有人在过年时去看电影了。不是人们不爱看电影了，而是电影院搬到了家里。电视机几十个频道，电脑则几乎什么都能下载。那种过年看电影的年味也渐渐消散了。

　　旧的年味有些消散了。譬如烟花爆竹，刚刚炸垮了一座现代化大桥。朝鲜战争中美军飞机折腾了三次，扔下成吨的炸弹，才炸断了鸭绿江铁桥。志愿军38军侦察分队也是潜入敌后，浴血苦战，付出一定伤亡代价，用了大量炸药安放在桥墩的支撑点上，才炸断了武康里大桥。如此英雄事迹拍成了故事片《奇袭》，深为当年的观众喜爱。如今为了延续年味，一车烟花爆竹在桥面崩塌了钢筋混凝土大桥，令人感慨万千。不知是烟花爆竹已经进化到梯恩梯时代，还是钢筋混凝土大桥退化到豆腐渣时代。以后保不准为了大桥的安全，烟花爆竹会在大年夜消失。真正的传统应该融化在一个民族的血液里，历久弥新，永远不会消散。不由想起海涅的诗句，用来作为新春的祝福：

　　“新的歌，更好的歌，让我们为你制作。”

　　“有多少事物为你留存，这世界还是这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