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间智库的生存之道：先活下来再谈独立性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下简称“长城所”)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熟悉的角色。相较于天则经济研究所，它更不会在公共舆论场中引起话题。

　　然而提到“中国制造”、中关村“二次创业”或环青海湖自行车赛，在这些项目背后出谋划策的这个民间智库便很难再被忽视。

　　作为三名创办人之一的长城所所长王德禄，对民间智库独立性的追求，贯穿于创办至今。他期望的是，智库通过发表的报告影响政府决策，进而影响社会发展。而智库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独立性。

　　在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的20年时间里，“低调”一直是王德禄遵守的一个原则。只有在市场上生存下来，才有基础谈民间智库的独立性和影响力。

　　影响力取决于独立性

　　“知识分子往何处去是当时我们考虑最多的问题。”6月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东配楼二楼，谈及当时“下海”创办长城所，王德禄这样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要让知识分子在市场化大潮中独立地、有尊严地、体面地生存。”

　　1993年8月26日，怀着共同抱负的王德禄、刘志光和武文生三人创办长城所。三个均非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中国合伙人”，开始寻找他们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位置和价值。

　　创办长城所之前，学物理出身的王德禄曾在社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工作。“当时这份杂志被称为改革开放的四大窗口之一。”王德禄说，工作期间与专家学者的交流，对当时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领域和新方法的思考，以及与当时已经“下海”的柳传志等人的接触，都让他与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长城所从一开始就以“双面”示人：既是研究所，又是咨询公司。“这是为了保证我们机构运转的主要资金来自市场。”王德禄说，保证资金上的自给自足，是保证研究所及研究成果独立性的一个方面。

　　追求独立与王德禄青年时代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不无关系。“当时把知识分子放在一个附属的地位，让我们这代人的独立人格受到了打压。”这恰恰是他无法接受的。

　　这种追求延续到了长城所身上。

　　为了保证经济上的独立性，1993至1994年间，长城所与希望集团、四通集团等企业进行咨询合作；1995至1996年间，又与湖北劲酒、联想集团、北大方正和清华紫光等企业展开咨询合作。时至今日，长城所仅咨询业务每年就可收入上千万元。

　　相比于咨询公司，王德禄把长城所更多地看做一个智库。智库和咨询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智库通过发表的报告影响政府决策，进而影响社会发展。“王德禄说，而智库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独立性。

　　“和政府部门没有隶属关系的智库更有独立性，研发水平越高的智库越有独立性。”王德禄说，高水平的民间智库对政府的决策更有价值，“因为它们的声音来自民间、来自市场，这才是政府决策真正要考虑的问题。”

　　为政府出谋划策

　　“你们这个思路很好。”1995年5月13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听到武文生和王德禄提及把风险投资模式引入中关村企业建设，对这个想法表示肯定。

　　长城所与北京市政府的接触，源于1994年年底的第二届软科学技术大会。此前，一心追求独立性的王德禄并不愿意与政府直接接触，“本来以为下海后就和政府脱离关系了。”

　　会后，时任北京市科委软科学处处长李琬找到长城所交流。在交流过程中，王德禄表示出了对中关村二次创业的兴趣。此后，北京市科委软科学处委托长城所和中关村试验区办公室，共同进行关于二次创业的研究。

　　“这是我下海后第一次承担政府的软科学课题，也是政府第一次将软科学课题委托给民营机构。”王德禄说，在后来的合作过程中，他也渐渐认识到，“政府项目也是我们的市场。”

　　此后，长城所与中关村的互动越来越多。

　　1998年4月，当时新任海淀区区委书记的朱善璐，读完长城所企业研究报告《知识经济与中关村》后，立即致电长城所，对这份报告的观点表示认可，并认为这份报告对其开展工作有很大帮助。朱善璐希望与长城所保持密切合作。

　　知识经济、高技术产业和新经济一直是长城所关注的话题。长城所围绕中关村建设与官方的合作，一直保持至今。而在其中，长城所为政府提供的政策性建议，又吸引包括武汉、深圳和宁波等多个城市高新区向其伸出橄榄枝。

　　“我们自成立以来，每月刊发一期的企业研究报告，是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很多学者较为重视的参考材料。”王德禄颇感自豪。

　　长城所国际业务部咨询师佟大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2002年9月，长城所发布国内第一份关于“中国制造”的综合性研究报告《科技创新与中国制造》，公布了80个位居世界第一个的“中国制造”品名单。“虽然在我们之前，‘中国制造’一词就开始出现，但我们的研究，对‘中国制造’的内涵做了最为全面的阐释。”王德禄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2009年7月2日，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目的在于研究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据王德禄回忆，会上他接受众多媒体采访，“在参会的民间智库代表中，我们影响力很大。”王德禄高兴地说。王德禄会后在博客中提到，“在金融危机复苏的趋势下，中国需要一批民间智库崛起，共同研究应对之策。”

　　出于无奈的低调

　　“我们自成立以来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低调发展。”同样成立于1993年，长城所与茅于轼所带领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风格迥异。

　　风格上的差异，也让这两个民间智库经历了不同的命运。据媒体报道，在2003年前后，天则经济研究所曾因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几乎威胁到自身的生存。据王德禄介绍，长城所发展得一直比较顺利，并没有遇到如天则一样的困难。

　　“之所以这么顺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学会了如何在市场上生存。”王德禄所说的生存方式就是：低调。

　　这份低调，实际上也是出于无奈，这基于长城所三位创始人对最现实问题的考虑。“总和政府部门站在对立面上，政府部门不愿给项目，企业不敢给项目，就养不了这么多人。”王德禄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只有在市场上生存下来，才有基础谈民间智库的独立性和影响力。

　　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之下，长城所长期关注那些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的课题研究，比如高新区建设和推动创业。据佟大伟介绍，与其他民间智库相比，长城所更加务实，强调做好每一个咨询项目。“我们所做的研究成果，即使得到了客户的广泛推广和认可，也不会大肆宣传，所谓做十分讲三分。”佟大伟说。

　　即便如此，王德禄心中也清楚，同样作为民间智库，国外的同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公共舆论实现的。他也希望民间智库的声音，能在当下的公共舆论场中越来越洪亮。

　　“要让长城所发出的声音和长城所的实力相匹配。”近年来社会对民间智库的关注与讨论，更增强了王德禄的信心。

　　实际上，低调的不只是长城所。据王德禄介绍，英国智库成员马克·伦纳德曾拜访中国社科院，当他获知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学科、4000名全职人员时很吃惊：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为政府决策做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却不为人知。

　　“对中国智库来说，亟需改进的还是影响力。”在王德禄看来，长城所已经在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中积累了不小的影响力。“过去的20年我们在总结，做出了不少事情，多与新经济有关。未来20年，我们要继续成长。”

　　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以及政府对民间智库更多的重视和支持。(深度记者 刘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