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科学重灾区是养生、风水领域 常与“名人”黏连

　　从2010年的张悟本、李一，到今年的王林事件，看起来这像是我国自1980年代初以来，又一个面临“大师”辈出的时代。

　　西方伪科学的声势也不小，有时还会成立一些专门组织，甚至某些著名科学家也乐于其中，比如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华莱士和物理学家克鲁克斯，恩格斯就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他们的伪科学活动。

　　西方伪科学的“传统项目”有占星术、神创论、麦田怪圈、UFO(不明飞行物)、永动机以及各种替代疗法等。占星术发源于两河流域，传到希腊之后形成了以预见个人命运为主流的世俗占星体系(我国古代的占星术以服务于王朝更迭和战争胜负为宗旨，称军国占星体系)。近代天文学确立之后，占星的文化传统在西方仍比较盛行。神创论是原教旨基督徒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从而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随着生物学的进展，他们日渐式微，但又不断改头换面打着别的旗帜鼓吹超自然力量创造万物的观点，比如智能设计论等。近几年，神创论在美国部分州又有所抬头。至于各种替代疗法，有点类似我国常见的电线杆上贴的那种“祖传秘方”。

　　种种伪科学活动，会掩盖以真正科学探究为依据的客观真相，进而损害民主的根基，这已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认识。比如美国，早在18世纪，开国元勋杰弗逊就把牛顿、培根和洛克的思想作为美国独立的依据，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系统的研究和实验而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获得的知识，才能发现真理，才能达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尽管近些年反科学的保守派人士与后现代主义者联合起来对科学发起了新一轮攻势，在某种程度上为伪科学提供了庇护空间，但深受科学精神浸淫的西方社会其理性根基不至于动摇。

　　我国的伪科学活动、反理性思潮，有一些就是拾西方的牙慧，经过再包装兜售过来的。但是我国的伪科学活动又有自身的特点，颇具迷惑性、“感召力”，从而加大了识破、揭露的难度，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首先是与传统文化黏连在一起。我国伪科学的重灾区是保健养生领域、风水学说。近些年，弘扬传统文化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但一些伪科学也披着传统文化的外衣招摇撞骗。比如，风水已经乘着“国学热”的快车，名正言顺地成了高校各种培训讲习班的香饽饽。

　　其次是与“名人”黏连在一起，有政要、富豪、娱乐名人，有时甚至包括著名科学家。美国前总统里根及其夫人也钟情于占星术，但像我国这样黏连如此紧密者，的确罕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类似张宏堡、严新、张香玉、李洪志等“特异功能大师”、“气功大师”遍地开花，加上当时个别科学家也在鼓吹人体科学的革命，以至于一些大师能直接与国家领导人面谈，实施表演，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感召力”。

　　众所周知，近代科学产生在西方。自明末传教士“捎带”来一些近代科学，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我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科学极少识得其要。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高举起科学、民主两杆大旗，随之而来的“科玄论战”引发了关于要确立科学的人生观还是玄学的人生观的大讨论。胡适疾呼，中国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建国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政治风潮的影响，科学事业受到影响，科学精神一度遭到扭曲。改革开放后，科学事业迎来了春天，同时思想的大解放也带来了一种急切期待科学革命的心理，伪科学活动趁机滋生。而近些年，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主义的引入，一些反科学、反理性的思潮有所蔓延。比如，该思潮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和迷信没什么根本区别，不存在什么客观的东西，导致国内目前出现某种反智主义，就是公众对科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反而不信任，宁可去信一些非专业人士的言论甚至谣传。

　　科学需要普及，使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英国的大科学家法拉第当年亲自给少年儿童讲解蜡烛燃烧中的化学知识，赫胥黎为了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做了许多普及工作，道金斯的科普著作几乎成了神创论者挥之不去的梦靥。我国的科技工作者也应该有类似这样的科学明星、反伪科学明星。

　　公众科学素养提升的关键在科学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美国的“2061计划”在稳扎稳打地推进，奥巴马去年又承诺美国在未来10年要培养10万名科学和数学教师。反观我国，小学阶段的科学课在许多地区仍形同虚设，有“小升初”导向的问题，有师资匮乏的问题，等等。如果从小丧失了对科学的兴趣，而后又不能运用科学知识和思维方法去处理个人和社会问题，那么崇尚科学就会成为一句空谈。(史晓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