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执法供养”酿成“以死抗罚”

　　11月14日，河南永城一辆大货车被运政、路政部门相继罚款。司机在出示了月票(每月给路政3000元)和年票(每年给运政3000元)后，路政部门仍要罚款，女车主求情未果，当场服剧毒农药自杀，现在仍在医院抢救。(见本报今日A11版)

　　不得不承认，如果不考虑女车主“以死抗罚”这一特殊极端情节，仅从公路“三乱”角度来看，上述事件其实又并无太多新意，而不过是眼下公路“三乱”现实中很稀松平常的一个场面而已。比如，在这一事件中出现的诸如“包月罚款”、“重复罚款”等许多具体“三乱”乱象，实际上早就是长期以来许多媒体曾反复曝光过的老生常谈问题，也是多年来在治理公路“三乱”过程中，一直挥之不去的痼疾沉疴。据此前媒体披露，“全国每年的公路罚款高达4000亿元”。

　　如果从国务院1994年《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算起，治理公路“三乱”，至今已接近20年。近20年来，有关禁止公路“三乱”的文件政令，可以说早已不计其数，但现实中的公路“三乱”，何以不仅屡禁不绝、屡禁不止，甚至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恶性膨胀，以至于催生出车主“以死抗罚”这样的悲剧？其中的症结根源，究竟何在？

　　若要全面系统分析，导致公路“三乱”屡禁不止的具体根源，当然很多也很复杂。比如，“多头执法”的交通管理体制，“以罚代管”的行政执法体制，“行政罚款按比例返还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等。不过，在笔者来看，所有这些看上去似乎很多很复杂的体制根源，事实上完全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一个十分简单直观的体制，那就是，“严重依赖罚款来养活人员的执法供养体制”。

　　不难发现，“三乱”之“乱”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执法规范、作风之乱，而是一个更为基础性的“供养”之乱，因为在现实中，存在大量必须依赖公路罚款来养活的交通执法人员。如在河南永城，其路政、运政两个执法大队，便各有几十上百人员，“经费来源全靠罚款”。而在同属河南的商丘市梁园区，这一人员规模则更为令人咂舌，不久前商丘市梁园区交通局局长对央视记者披露，“(梁园区)公路局现在有八九百人，运管局也有八九百人，人员工资收入主要靠自收自支，要自己想办法挣钱养活自己”。区区一个县级交通部门，需要“挣钱养活自己”的人员便多达近两千人，公路“三乱”如何可能不乱？

　　因此，要想根治公路“三乱”以及由此衍生的“以死抗罚”悲剧，关键要害显然在于，能否根本祛除“依赖罚款的执法供养体制”、精简相关执法机构以及其中“靠罚款养活”的大量冗员。这正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减少机构数量，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否则，一面允许大量执法人员“挣钱养活自己”，一面又要治理“三乱”，不仅不可能解决“三乱”，也不可能真正“治超”——若没有了超载，交通执法人员拿什么“挣钱养活自己”？（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