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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公共政策搞“突袭”是战略短视

2013年12月17日 09:29 来源:长江日报 参与互动(0)

  12月15日19时,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和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即“限购+限行”,并于翌日零时起执行。很快有舆论批评天津“不设缓冲期”,把限购当成治堵抗霾的策略,是一种“懒政思维”。

  一座直辖市限购限行,关乎1400万人口的切身利益,于晚上7时许突然宣布相关政策,策略性考虑太过明显。类似策略,我们经历过很多,比如以前上调汽柴油价格前国家发改委总斥涨价为谣言,有朝一日突然坐实;或者选择周末“人心涣散”之际,公布某个调查结论。这样做,可以减少公众的强烈反应,从而降低对社会可能造成的震荡。

  不难想象,如果政府提前宣布限购限行政策,设一个所谓“缓冲期”,一部分居民就会出现抢购私车的行为。抢购私车,既可能是深思熟虑后的明智决定,也可能是拍脑袋的非理性行为,其结果必然是私车上牌量出现爆炸式增长。这与政府调控小客车总量的目标背道而驰,肯定为政府所不乐见。

  天津市调控政策出台,5个小时后正式执行,使很多人来不及作出反应。虽说政策宣布后,各大4S店人满为患,但5个小时内的抢购量毕竟有限。通过“突袭”策略,政府让限购政策几乎一步到位,获得较好的策略效果。

  但“突袭”的做法虽然取得效果,却有违“依法行政”的原则,也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所谓“国家治理”,是指政府、民众与社会组织参与的国家管理,其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2008年,国务院出台文件,要求各地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天津出台限购限行政策,显属重大行政决策,未经听证程序,既不符合“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亦难言“依法行政”。

  唯一可以为突袭辩解的,是它避免了公众的非理性反应,但公众之所以对公共政策有非理性反应,原因就在于政府公共政策动辄居高临下。一直以来,不少政府决策成为少数决策者的事,公众无缘置喙,也就缺乏对公共政策的分析、理解、后果预期,人们对政策的反应自然情绪化。政府反过来以公众非理性反应为由搞政策“突袭”,结果就在政策“突袭”与公众非理性反应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政府的政策目标与民意之间很难形成交集,老百姓对政府缺乏基本信任,自然也不会有对公共政策的认同和服从。有时候,信任危机会转化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几年来类似厦门PX项目、什邡钼铜项目的情况不断重演。汽车限购限行政策,看似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其实没有民众的主动配合,政策执行也会成本增加、效果被打折扣。成功的政策“突袭”,其实是一种只求一时便利的战略短视。

  真正有远见的做法,是把公共政策建议提交给公众公开讨论,争取共识,然后付诸施行。公众参与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理性建构的过程,人们通过参与政府决策,逐渐“知书达理”,知道社会面临的问题,对各种解决方案的利弊得失有较准确的把握。对于出台的政策,人们会相对坦然地接受。

  培育理性公民,构建公共理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不做,永远没有成功之日。迟做不如早做,现在就做,是一种战略远见。(评论员 杨于泽)

【编辑:杜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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