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如何接纳“票价诉讼”背后的民意

　　火车无座票与座票同价，却难以享有相应的座位服务。21日下午，广州市民雷闯和其朋友因此依据《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状告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据悉，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当场立案，该案定于3月6日开庭审理。(1月22日《新京报》)

　　无座票与座票价格之争已在舆论中发酵数年，公民状告铁路部门也早非新鲜案例。但普通市民一纸针对铁路公司的诉状，还是引发了眼球效应和普遍的叫好。一来说明，对于站票座票同价的质疑确实具有较为普遍的民意基础；二来，舆论对于一个公民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报以声援，也是社会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发育状况的某种折射。

　　很多人在为雷闯的行为叫好，但恐怕很少人会奢望通过这次诉讼能撬动整体性的火车票价改革。只能说，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是一次公民参与和推动改革的路径选择，是一次民意的曲线表达。那么，面对如此强烈的票价改革呼声，和逐渐成长的权利意识，铁路部门如何接纳这种改变和民意，显然远比法庭上的应对更具挑战。

　　关于站票座票同价违反公平的质疑，至少在舆论和媒体上的讨论，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意见和理由，甚至一些东西本来就是被逐渐呈现出来的“常识”。如果铁总仅仅以成本理由来回应，其说服力可想而知。如今有公民个人将这一议题从舆论场引向法庭，再次说明，站票座票同价这一问题上，成本与公平的权衡，必须要以更为严肃和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了。

　　就前不久铁总公司对于站票座票是否同价的回应来看，至少在现阶段，我们还远未达到说服铁总考虑实施站票座票不同价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民个人的法律维权行动，其实可视为是谋求在法律上对站票座票不同价这一民意的确认。相较于单纯的舆论呐喊，公民从法律上寻求变革的动力，虽然成本更高，但力道显然也更大，其示范效应不可小觑，也能够带来更多的外部意义。

　　作为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诉讼，法庭上的结果，我们当然需要关注。但不管庭上的结果如何，其传达出的民意立场和展现出的权利意识，显然需要铁总乃至其他管理部门从长计议，考虑如何接纳与顺应。对于刚迈上市场化之路的铁总而言，如何在票价制定上更好地与市场机制对接，包括站票座票应否同价，即便不能马上作出改革行动，但至少应该引上实质性的讨论程序。(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