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设法为“豪可敌国”的城市投资降降温

　　“豪可敌国”的城市投资，短期内确实带来了一座城市的光鲜，但其导致货币超发、通货膨胀必然加剧本已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而没有一个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就必然增大整体改革的阻力

　　日前媒体报道，武汉市5年内的建设计划将花费2万亿元，几乎等于全英国。而统计发现，一些大城市每年的基建投资都在千亿规模，若加上房地产开发投资，均达数千亿之多，个个不输武汉。与此相应，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的抵押资产都是土地，未来能否如期还债，与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好坏直接相关，带来人们对地方债偿债能力的隐忧。

　　虽然不分时间、任务和经济总量，用“豪可敌国”来类比我国一些城市的基建投资，是不恰当的。但是，一些地方领导为了政绩和GDP，恨不得在任上把所有工程都搞完，而不顾之后能否可持续发展，显然是不对的。当地百姓感叹，大规模同步建设影响到交通和空气质量，不顾当下的出行感受和长远的生态环境，其实还只是危害的表面，更深远的影响是会导致货币超发、改革受阻、既得利益者优先获益的恶性循环。

　　因为目前各城市的大规模基建投资，都不是基于财政收入基础上的量入为出，而是通过各平台融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信贷，这就必然导致信用膨胀，导致银行贷款规模急剧扩张，从而放大对金融体系货币流量的需求。加之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资产货币化进程的加速，出于保证经济合理增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压力，央行也就不得不持续注入流通货币，从而导致货币继续超发、通货膨胀。

　　城市的抵押资产都是土地，城市和银行就都会千方百计保持并抬高土地价格。地价是影响开发商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也就看到，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基本上都是高于基建投资的，如北京2013年基建投资是1785.7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则是3483.4亿元，上海分别为1043.31亿元和2819.59亿元，重庆分别为2962.10亿元和3012.78亿元，长沙分别为829.32亿元和1153.61亿元，郑州分别为973亿元和1445亿元。高地价必然导致高房价，房地产调控的效果不佳或许根就在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进一步放开价格，让市场来定价。一方面是货币超发、通货膨胀，各种物价都已经有了不小的涨幅；另一方面却是高房价不仅引致了几代人即时消费能力的全面下降，而且还导致居民的未来消费能力也日渐萎缩，对扩大内需产生了严重的挤出效应。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放开价格，必然导致许多产品价格猛涨，将成为全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也就是说，“豪可敌国”的城市投资，短期内确实带来了一座城市的光鲜，但其导致货币超发、通货膨胀必然加剧本已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没有一个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就必然增大整体改革的阻力。而没有整体改革的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都会比较困难；权力寻租、腐败等现象，就难以从根本上遏制；能够参与“豪可敌国”城市投资的获利者，往往都是那些已经掌握一定资本的既得利益者，而大多数平民百姓不仅难以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反而还要承受由其带来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