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押医游行 受辱的何止是“医”

　　2014年3月4日，广东潮州，据潮州中心医院医生爆料，该院消化内科收治一酒后急性酒精中毒患者，下半夜抢救无效死亡；今天中午家属纠集了100多人，押着昨晚的值班医生在医院内游行，边走边喊：“就是这位医生害死了死者”，被游行的年轻医生边走边哭，持续约半个小时。目前，参与围堵医生的2名嫌疑人已到派出所投案自首。(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1版)

　　医患关系这根弦，最近绷得尤其紧。尽管“上海医生扛盾牌接诊”，最终被证实为玩笑摆拍，甚至因其调侃与黑色幽默的味道，让这层关系有所缓解。不过，对于广东潮州这位被患者家属押着游行的医生而言，究竟该用怎样的“盾牌”，才能保护好自己，如何才能摆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恐怕绝非一句轻松的玩笑话。

　　虽然相比小护士被打案件，对于广东潮州辱医案，公安部门及时采取了措施，涉案嫌疑人也已投案自首，案件也已在审理之中，一切法律程序也都没有丝毫的犹疑、拖延甚至怠慢。不过，“医生被押游行”，对于本已脆弱的医患关系而言，显然仍是难以承受之重，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新创口。

　　应该承认，任何事件的发生，其实都不宜随意标签化，更不必过度阐释。具体到“患者家属押医生游行”事件，其实并不能作为当下医患关系的现实写照来加以解读，更不必由此而得出医患冲突升级的结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医生被押游行”，其实更应局限于个案分析。而以如此粗暴的方式对待医生，相信既不会是绝大多数患者家属所认同的，也不会形成太多的示范效应。

　　只不过，尽管极端个案不必放大其效应和影响力。但除了当事医生的人格受辱之外，对于更多的医生而言，唇亡齿寒的心理阴影的确是不易消除的。尤其是当这类事件本身往往有其突发性和难以预测性，即便这些极端个案的发生概率并不算高，但从杀医伤医案，再到“押医生游行”的辱医案，对于每日里不得不和形形色色患者及其家属打交道的医生而言，心理上的担忧，当然不难理解，下一个“被侮辱与被伤害”的，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也就未必全是杞人忧天。这一愤怒与担忧的情绪，从不少医生的微信群中，已不难感知。这些极端个案，一旦形成了医患之间无所不在的提防，甚至情绪化的对立，其后果无疑更加不可设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押医生游行”事件，当地在公安及时介入调查的同时，要求卫生部门做好医护人员的思想工作，稳定工作人员情绪，保持良好的医疗秩序，应该说，对于医护人员情绪的关注与关照，的确是必要的善后。但问题在于，当“被侮辱与被伤害”的遭遇一而再，再而三的降临到医护人员的头上，卫生部门究竟靠什么做好思想工作，又如何稳定医护人员的情绪，这恐怕是个相当有挑战性的难题，仅仅是行政化的疏导，也注定难有说服力。

　　基于此，“押医生游行”事件，除了依法追究肇事者责任之外，如何让医护人员免于“被侮辱与被损害”，显然已不只是思想工作和情绪问题，而更需从民众心理、社会治理乃至法制层面上去寻根究底，否则的话，最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恐怕不仅仅是医护人员。（武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