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并保护好城市发展的“基因”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两千多年的建城史给了成都历史自信，成都的现实自信则是，找到了一条自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去年底的市委经济工作暨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 “要坚持走形态适宜、产城融合、城乡一体、集约高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打造中西部地区最具承载能力、带动效应和竞争优势的现代化特大中心城市群”。

　　成都意识到了“城市病”隐疾并给出处方。首次明确严控中心城区规模，将常住人口界定在700万上限，再按照大城市规模和标准建设7个卫星城，疏解中心城区功能与人口。通过科学布局市域城镇体系，引领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集约型的城镇新体系，必将分散递减城市无限集聚的压力。

　　中心城区和卫星城的“同城化”，可谓城镇新体系能否成功的关键。成都宣布，按照大城市配套标准建设公共配套，以市级公共服务设施为重点，推进市级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向卫星城延伸，构建逐步实现卫星城与中心城区市级公共服务一体化。这不仅夯实城镇化硬件支撑，也必将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

　　新型城镇化，应当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健康城镇化。城镇化不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是人的城镇化。成都提出把解决好“半市民化”问题作为明年城镇化的主要任务，要坚持“四态合一”推进城镇化，要坚持城乡统筹推进城镇化，目标都指向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

　　新城市主义的代表人物彼得·卡尔索普在《中国“鬼城”的真正问题》里写到，“超大街区、拥有大量高层建筑的超大型花园式封闭社区……种下了使社会迅速衰败的种子。正如西方经历过的那样，这种大型的、没有人情味的城市开发模式使人们孤立，使他们缺乏身份感、安全感、社区感和人情味”。这与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强调中小街道的重要性、反对人为的社区空间分隔，如出一辙，说出了中国城镇化道路上的另一重风险。

　　但卡尔索普并未完全丧失信心，他最后说“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速度最快的经济增长活动，通过确定正确的城市发展基因”，“并采取合适的经济激励措施，可以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保证城市中心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稍加提醒和反省，我们就会发现，“正确的城市发展基因”，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社会肌体里，只待重新发现并保护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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