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双亲接力捐肾救子续：慈父被医院劝阻(图)

图为：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论证现场

图为：获悉论证结果，郭慧芳面色凝重

　　楚天都市报讯 □本报记者徐剑桥 陈媛 揭明玥 舒均 通讯员蔡敏 田娟

　　5年前母亲捐肾救子，不曾想移植的肾也衰竭了；父亲站了出来，决意再给儿子一次生命。新洲慈爱双亲翁先清、郭慧芳夫妇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读者 (详见本报3月24日—28日连续报道)。

　　昨日，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经过审核表决，最终否决了翁先清为子捐肾的申请。

　　一边是父母急切救子的愿望，一边是交织着医学和伦理的综合评判，二者的冲撞，让故事变得更加不同寻常。

　　翁俊文的生命将如何延续？面对结果，郭慧芳说，她虽然感到失望，但能理解医院的决定，她和丈夫将走上另外一条救子路。

　　论证

　　11名委员10人反对父亲捐肾

　　同济医院器官移植所所长陈知水教授摇了摇头，“多数人都不同意翁俊文的父亲捐肾。”

　　昨日上午，该院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闭门会议结束后，他向现场记者宣布了这一结果。

　　“翁俊文所患的IgA肾病属于免疫性遗传疾病，亲属间移植配型越相近，复发的可能性越高。第一次移植已经复发了，第二次复发的可能性非常高。”他说，“亲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这次他父亲捐的肾移植后再次衰竭，届时父母各失一个肾，儿子的肾也没了，他们家庭没有劳动力，经济会更加困难。”

　　陈知水解释，目前器官移植主要有三种来源：尸体、亲属间活体捐献、遗体捐献，其中第三种方式更符合伦理，国际上也更提倡。亲属活体捐献，毕竟是对一个健康人动刀，对身体会有伤害，手术也存有风险，可能还有并发症。从医学伦理的角度，不赞成给健康人做手术。

　　他还表示，根据《卫生部关于规范活体器官移植的若干规定》，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在收到摘取活体器官审查申请后，应当召集由全体成员参加的专门会议，进行审查和讨论，在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并签名确认后，方可出具同意摘取活体器官的书面意见。只要有一名委员否决，则移植不能进行。

　　昨日，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的11名专家参与讨论，其中除了医学专家，还有法律、社会等领域的专家，最终10人反对翁先清为子捐肾的申请，只有1人同意。

　　“从技术和理论上，翁先清为子捐肾没有问题，但大家从医学、家庭、社会的角度进行了全面讨论，最终得出了这一结果。”陈知水说。

　　“出于对患者家庭的考虑，我也不赞成手术。”同济医院社区居委会主任、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委员魏业安说，翁先清夫妇都已经50多岁，上要赡养老人，下要给儿子治病，家庭负担本来就很重，如果他的家庭从一个病人变成三个病人，负担更重，他们无法承担得起。

　　“建议翁俊文在接受透析治疗的同时，等待外来肾源进行移植。其他肾源也有可能术后复发，但可能性相对较低。”陈知水最后告诉记者。

　　幕后

　　父母救子心切感动主治医生

　　“我对他们一家人印象很深，父母想拯救孩子的心情很急切，我也一直在尽量帮助他们。”面对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的最终决定，同济医院器官移植所教授陈刚心情复杂。

　　自从翁俊文5年前第一次住进同济医院起，陈刚一直是他的主治医生。陈刚说，翁俊文第一次发病住院时，IgA肾病很严重，当时他就告诉郭慧芳夫妇，要救孩子需要进行肾脏移植，但有复发的可能，而且亲属间移植复发的风险更高。

　　当时，郭慧芳夫妇毫不迟疑地选择了亲属间移植。“我可以理解他们，一来肾源需要等待，二来用亲属捐献的肾源可以少花10多万元费用，这笔钱对他们家来说是很大的数目。”

　　陈刚介绍，临床研究显示，尽管有潜在复发风险，IgA肾病患者移植肾的存活率仍然较高，其中也有不少是亲属间移植。考虑到翁家的经济情况，该院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当初同意了郭慧芳为子捐肾的申请，翁俊文术后恢复也比较好。但是没想到，移植后第4年，他的病情复发并恶化。

　　今年初，当翁先清提出要给儿子捐肾时，陈刚觉得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通过申请的可能性很小。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他提取了翁先清的血样，但迟迟没有送去配型。

　　“当时我很犹豫，因为配型的费用对这个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他说，但是根据规定，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审核申请前，必须先完成配型成功等所有程序，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提交了配型成功的资料。

　　特写

　　母亲得知论证结果泪水长流

　　“我很失望，但理解医院的决定”

　　郭慧芳窝在沙发上，接受记者采访。结果悬而未决，她攥着拳头，显得十分紧张。

　　当时是上午11时30分许，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的讨论正在进行。

　　“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心里也没底。”她说，她早就考虑过丈夫捐肾的风险，“大不了以后不做重活，日子总要慢慢过。”

　　“我还是希望用他爸爸的肾，这是我们父母能为儿子做的最后一件事。”她袒露内心的想法：如果等待其他肾源，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另外还得多花十多万元费用，家庭难以承受，“哪怕再多1万元，我们都借不到，因为别人担心我们还不起。”

　　如果申请没有通过怎么办？她顿了顿说：“他们是专家，要考虑方方面面的事情，我能理解。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都会帮儿子换肾。”

　　10多分钟后，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得出结论。翁俊文的主治医生陈刚教授不是该委员会成员，他第一时间知道结果后，立即找到郭慧芳，向她详细解释了原因，并耐心介绍了翁俊文今后的治疗方案及如何登记申请外来肾源等，“我们非常关注你儿子的病情，如果有合适的肾源，希望能尽快为他实施手术。”

　　“对于这个结果，我很失望，但理解医院的决定。”郭慧芳流着泪说，瘦削的脸庞显得更加憔悴。

　　心声

　　儿子平静 女儿矛盾

　　“父亲不用受罪了”

　　在等待手术的日子里，翁俊文每周需到医院进行3次透析治疗。天气晴好时，他会到租住的光谷周边转一转，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他说，自从父亲决定给他捐肾以来，他经常整夜睡不着，“他已经56岁了，如果他的身体垮了，这个家怎么办？”所以，得知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伦理委员会的决定后，他十分平静，“父亲不用受罪了，我其实应该高兴。”

　　翁俊文的二姐翁俊梅则十分矛盾：她既欣慰父亲不用经受身体的痛苦，又担心医疗费用的增加会让这个不堪重负的家庭更加难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