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为啥下降不多

　　上月底，中纪委发布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最新数据显示，“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发生率稳居第三———截至去年9月底，其发生率仅次于“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公款大吃大喝”。而截至今年4月底，“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仍然位居第三，仅次于“违反工作纪律”、“违规配备使用公车”。与此相对比，“公款大吃大喝”则降幅明显，今年前4月的平均“发案量”比去年后4月下降了约50%(据中央纪委检察部网站)。

　　反腐风暴越刮越猛，监督力度越来越大，“公款大吃大喝”降幅明显，可以说是必然的。由于公车标识不明显、使用的公私界限不明确，群众监督举报较难，一些领导干部不惜铤而走险，违规配备使用公车，“案发率”居高不下，不是太难理解。但“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就不一样了。一则，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从中央到各地出台的领导干部婚丧嫁娶禁令有数百个，可以说是“利剑高悬”。二则，谁家办婚丧喜庆之事，都是大事，不会不让外人知道，街坊邻居也不可能不知道。在公开场合“大操大办”，必然一传十、十传百，想瞒也瞒不住，群众举报，纪委查处，那是一查一个准。为啥还有那么多人“顶风作案”，致“案发率”一直居高不下呢？

　　有专家分析，中纪委通报的数据和案例表明，违反婚丧喜庆禁令的官员以乡镇级居多，在80%以上，这与农村有大办红白喜事的风俗有关。确实，相比于城市，农村“人情社会”的特性更强、风俗更浓，环境和习惯对人的影响力很大，不是一下子就变得了的。但我以为，还有另外的原因。

　　一是，同上层和城市相比，基层和农村官员的“特权意识”更浓，而群众的权利意识、监督能力更弱。一些“乡官”、“村官”自认为“天高皇帝远”，有的甚至以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办事无人能管，根本不把律令当回事。二是，借“婚丧喜庆”之名贪贿敛财，在有些乡镇农村已成风气，权力变现，“坐地生财”惯了，不是“令行”就能“禁止”、“立竿”就能“见影”的。三是，基层、农村“人情重”，礼尚往来早已走形变味，送的不是小数目，收的也不是小数目。以前送了，有机会就要收回来，以前收了，找时机也得还回去。突然“一刀切”了，但“人情债”仍在，不大操大办，就是“有违常理”、“不通人情”。凡此种种，不管是“自愿”的，还是“逼迫”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不让办，还想办、还得办。

　　这些年来，人情的变味、礼仪的变异，已经到了让许多人“吃不消”的地步，一些人把请柬说成是“人情炸弹”、有人送不起厚礼只得“打白条”、有人为收回礼金想出给猪仔办“满月酒”的“高招”等就是例证。而社会风气的变坏，与官场风气的恶化关系极大。党纪政纪要求官员勤俭节约，一些官员却是一边大讲特讲，一边大吃大喝、大收大送、大操大办。如此上行下效，相互影响，流风所及，每个人都深受其害。

　　如此恶习如何破除？除了要认识到，这是一场持久战，必得“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公布一起”，驰而不息，做成规矩、养成习惯外，我以为，打破“人情怪圈”也正当其时。就像一位市领导前些天在一次会议上所说，领导干部不要再为收回送出去的那点礼“冒险”了，亏了就亏了吧。这样的“恶性循环”总得有人打破。正所谓，党风政风连着社风民风，官员们为净化社会风气做出点“牺牲”，做出个样子，也是应该的。长远来说，自己也将是清风正气的受益者。(易其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