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广告戒烟”究竟有多难？

　　因认为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仍给“烟草广告”留有空间，近日，中国疾控中心控烟专家、公共卫生领域学者共计41人，联名致信全国人大法工委，建议全国人大在审议时再修改《广告法》中具体条款，全面而不是以“列举”方式部分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中国控烟“八年之痒”的真相无非十个字：官场禁烟易，官员恨烟难。

　　吸不吸烟，是个人私事；如何引导，则关涉公共利益。还是数字胜于雄辩：一项针对102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实施全面烟草广告禁令的国家中，烟草消费量降低了近9%；相比之下，部分禁止烟草广告的国家中，消费量仅降低1%，“我国就属于这1%”。遗憾的是，即将在本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广告法》修订草案第20条，仅以列举方式禁止在部分场所，利用部分媒介渠道发布或变相发布部分烟草广告，而商场、超市、网吧、少年宫、公厕的烟草广告，以及目前烟草企业惯用的品吸会，评选会，颁奖会，烟友俱乐部等变相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均不在法律禁止之列。第21条“烟草、酒类广告应当符合下列要求”，更为烟草广告留下“合法”存在的“漏洞”。

　　法律对“广告戒烟”如此心慈手软，绕不开三重追问：一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在我国生效，其第13条第2款明确规定，“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其宪法或宪法原则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这一条款的其他语言版本，毫无例外都是“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那么，《广告法》始终网开一面，置公约于何种位置？二者，法律是社会的底线，这些年，“警示图形上烟包”之争不曾止歇，说到底，还是因为无法可依。如果立法不能对烟草广告有清晰而明确的定位，那么，一切控烟工作都可能面临现实中的“玻璃天花板”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新《广告法》 都不肯立场鲜明地支持禁烟，那么，NGO或职能部门的控烟作为，还有什么操作意义？

　　烟草在中国的历史，与其说是传统与文化的肇因，不如说是利益与权力的杯葛。“广告戒烟”究竟有多难？这个话题但愿不要被无烟日的喧嚣所淡忘。（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