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讲述自己的天安门记忆：6岁时第一次合影

1967年，年仅6岁的莫凡

1977年在天安门留影 ▲

如今的莫凡，已是大学教授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5周年，15年前的1999年，来自四面八方的读者曾给北京青年报提供过与天安门的合影，讲述自己的天安门记忆，来纪念祖国50周年生日。这些照片有的已发表在报纸上，有的被当作珍贵资料保存。

　　15年过去了，国庆65周年将至，北青报多路记者试着去寻找当年天安门的留影者，希望再次走进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与天安门和祖国的故事。通过图片和文字讲述他们与天安门的记忆交集，作为“我的天安门记忆”第二季呈现给读者。

　　15年时间，十几岁的少年已到了而立之年，成为各自岗位的中坚；而当年的中年人则退休安度晚年。15年来，中国经历了迅猛快速的发展，人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领域见证着社会巨变。“他们”也许就是你身边的小人物，但他们有着各自的“大故事”，从中可以看到时代变迁的历史脚印。

　　1999年国庆50周年之际，徐慧远女士曾给本报发来一张1967年孩子莫凡六岁时在天安门前的照片，并且在文章中说，当时孩子来北京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天安门，现在他已经在中国驻德大使馆工作，这张照片就被命名为“外交官的童年”。而北青报记者近日追访获悉，照片中的这个孩子，从1979年参加高考，从一个一线设计人员，到引进外资的评审人员，再到外交官、研究人员、大学教授，他的身份经过多次转变，随着时代的变化，他的工作内容也各不相同。

　　老照片故事

　　外交官的童年记忆

　　1999年国庆50周年时，莫凡的母亲徐慧远女士发来了他1967年6岁时在天安门前的留影，黑白照片上的莫凡，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戴着毛线帽子，笑得格外开心，仰拍的角度让这个站在天安门前的6岁孩子也显得高大起来。

　　近日，当听北青报记者说，15年前母亲曾经把自己童年时在天安门前的留影投稿给了北青报，莫凡感到很惊讶。对53岁的他来说，6岁时第一次来北京看天安门的记忆，现在已经很模糊，但对为什么来天安门，莫凡还是有深刻的印象。“我还是记得小学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后面就有首都、天安门，我们东北人对首都还是特别向往的”，莫凡说。

　　今年已经78岁的莫凡母亲徐慧远女士说，她记得当时是冬天，那天风特别大，他们一家从牡丹江市赴上海探亲，途经北京，看望在北京的孩子叔叔。“我那孩子当时就特别想去天安门，成天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我们就带着他和妹妹来到了天安门，有了那张照片”，徐女士说。她在投稿中写道：那天天很冷、风很大，但想到从边陲小城来到祖国心脏真不易啊！内心感到万分激动，给孩子留下这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徐女士15年前投稿那会儿，与老伴莫老先生刚刚退休来到北京，这些年一直订阅北京青年报。她还记得投稿时把轮渡写成了“输船”。在投稿中，徐女士写道，每次看以(到)这张照片，就想起那次探亲，那是火车过长江时，南京没有大桥，要把火车分几次放在输船(轮渡)上摆渡过去。徐女士还记得1999年投稿中说过：弹指一挥间，三十二年过去了，我们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儿子已成长为一名外交官。所以这张莫凡6岁与天安门的合影便得名“外交官的童年”。

　　人生经历

　　三十年经历五次身份转换

　　30年前来京工作 亲历从计划到市场的变革

　　十年“文革”让莫凡这一代人从小没怎么好好儿学习，与多数人一样，上了高中后莫凡开始奋发努力。恢复全国高考后，1979年，莫凡考入同济大学，主修建筑材料。当年在黑龙江，本科录取率是1%，同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10人，一半都是材料专业，“这应当与当时国家的建设需要有关”，莫凡说。

　　在同济大学毕业后，1984年莫凡被分配到西直门附近的中国建材设计院工作。当时正逢国庆35周年，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整个北京、整个国家都站在改革的浪潮上准备出发，莫凡这一批大学毕业生也沉浸在北京的政治气氛中，感到特别的兴奋。他说：“我们那一代人大学生很少，大家都很有抱负，我们觉得碰到了好时候，想在北京大干一场。”

　　莫凡之后的经历确实印证了他当时的想法，就是“大干一场”。3年后，他被调往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今天国家发改委的前身，主管全国建材项目审批工作，“在那里工作的11年，由于机遇好又遇上了好的领导，几年一个台阶，确实成长了很多”。

　　莫凡工作期间，经历了整个国家由计划走向市场的大变革。莫凡说，当时改革开放开始引进外资，他的工作就又变成了对外国的项目进行评审，考察其对中国技术、国民经济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国外的市场经济的利弊、企业的运作，有了很多的了解”。

　　留学德国：与台湾学生辩论激发爱国热情

　　1993年，莫凡获得公派出国的机会，第一次赴德国，学习建筑物理。由于同济大学是由德国医生创立，一半的学生都会学习德语，莫凡也不例外，这让他在德国的学习轻松了许多。人出国在外，总是更容易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莫凡等大陆学生当时经常与台湾学生辩论，大体论题就是台湾好还是大陆好，双方争执不休。他引用当时访学的一位老师的话说，“在大陆，知识分子是最温和的，我们都不同意台湾独立，更别说其他中国人了”，莫凡感觉这句话说得柔中带刚，是对台湾学生有力的回击。

　　1998年，中国驻德使馆在全国选拔负责经济的外交官，莫凡凭借德语优势和在国家计委时对经济的学习，获得了全国唯一的名额，开始了他为期四年的外交官生涯，主要对德国的宏观经济进行研究。所以1999年，母亲徐慧远寄来北青报的那张照片便被命名为“外交官的童年”。

　　从外交官到大学教授

　　2002年，莫凡从德国归来后，正赶上中国要与德国合作，上马磁悬浮列车。他便被调到上海负责磁悬浮项目，引进德国的技术，开展经济合作，后来又领导磁悬浮列车的配套研发工作，对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在此期间，他还完成了在职研究生和在职博士的学习。

　　直到2012年，莫凡的研发中心被并入同济大学，于是他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大学教授。

　　另一方面，他也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曾经在德国的学习与工作让莫凡积累了人脉，他与德国著名“轻量化和复合材料应用”专家合作，开办了一个公司。据莫凡介绍，“轻量化”实际就是减轻重量，可以运用到各个行业领域中，比如飞机，减轻了重量，便可以减少燃料运用，提高效率，从而有助于节能环保。

　　莫凡说，现在这项技术在欧洲已经得到普遍应用，但在国内，这项技术仍与实际应用有差距。现在的莫凡，一边在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书育人，一边致力于新材料、新技术的引进和研究，为未来节能环保的新时代开辟着道路。

　　对话

　　在天安门和女儿拍照感觉最棒

　　北青报：您第一次有强烈的愿望想要来北京是什么时候？

　　莫凡：虽然之前6岁时来过北京，但第一次有强烈的意愿想来北京，还是在上高中时。1978年第一次恢复高考，我们在火车站送别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学的同学，觉得特别羡慕，当时觉得，只要能来北京，哪怕去郊区也愿意。

　　北青报：小时候和高中时来北京，有没有感觉印象特别深的地方？

　　莫凡：没太多印象了，我能想象到的就是毕竟北京是首都，肯定很宽敞。但我对我1984年来工作时的北京印象特别深刻，我工作的地方在西直门，那个楼还有，但西直门早就变了样子。当年还没有西直门立交桥，哪里像今天一样，西直门立交桥那么复杂。北京地铁只有一二号线，逛街就是去新街口、西单百货商场，什么大悦城都是后来很久的事情了。

　　北青报：在天安门，您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儿？

　　莫凡：升国旗，原来天安门没有升国旗仪式的，后来有了以后，我去参加过几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记不起来了，但我记得国歌响起来的时候，特别感动，我当时都流泪了。后来我上海的同事来北京，问他们想去哪里，都说要去看升旗仪式。还有就是天安门的国庆花篮也让我印象很深，每年都不一样，我印象深刻的有改革开放主题、民族团结主题、还有建党70周年南湖景色的。最后就是2008年奥运会我和女儿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上举着国旗拍照，感觉最棒！

　　北青报：我们了解到您曾多次出国，您第一次出国是什么时候？多次出国您确实感到国家有很大的变化吧？

　　莫凡：1991年，我到日本、泰国、韩国考察，为引进外资项目试行作调研，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当时感到很震撼，在日本第一天晚上兴奋得没睡着觉。日本环境、秩序都相当好，整个社会很有规则，确实和我们有很大的差别。我记得在韩国汉城，那时候还不叫首尔，汉江上10多座桥梁，我当时想，黄浦江上也就一两座桥吧。现在，黄浦江上的桥可多了，我们在物质上确实和发达国家的差别缩小了很多，但在精神上，可能差距还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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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人奥运情缘 刺绣赠萨马兰奇

　　虽然莫凡现在离开北京，但他的弟弟、妹妹和父母仍生活在北京。退休后的父亲莫老先生和母亲徐女士十分时髦，用智能手机、会拍照、发朋友圈。

　　2005年，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0天，吉祥物“福娃”诞生，徐女士自己绣出福娃刺绣作品，想送给萨马兰奇。2006年7月，外交部门帮助徐女士联系，将福娃邮寄给萨马兰奇。2007年1月，徐女士收到萨马兰奇先生的回信，信中写道：感谢您通过高正月先生送给我如此出色的作品。2008年，莫凡先生与女儿一同观看多场奥运比赛。现在的莫老先生和徐女士，用录像机和摄像机记录下生活中短暂的热闹，留待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慢慢回忆、细细观赏。(本版文/见习记者 赵婧姝 供图/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