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需要重新建立“人口学”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达13.6782亿，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而劳动适龄人口减少371万。

　　劳动力减少，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同时用工成本上升，专家们也谓之“人口红利终结”。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一大优势的丧失。如何弥补这一损失，以及有多大弥补损失的可能性，这一切目前尚未破题，当然也就谈不上好的对策。

　　可能会存在一种盲目自信，认为政策搞掂一切。政府只需将抑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放开，接班人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被培养出来。人们相信中国的生育文化很特别，因为旧书上写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大家有没有想过，万一不是这样呢？

　　在国际上，人们通常把超低人口出生率视为日本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从美国中情局2008年制作的各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排名来看，发达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般都很低，这与劳动力供应不足存在正相关。

　　中国在实施计划生育36年后，现在已跻身劳动力逐年减少国家行列，并与老龄化叠加。专家已认定中国是“超低生育率国家”，2012年劳动力减少345万，2013年劳动力减少244万，2014年减幅更创下纪录。虽然我们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欧美为伍，不幸的是，欧美多是发达国家，而中国还处于“发展中”，特别需要劳动力优势。

　　我们现在面临两个陷阱，一个是盲目的生育文化自信，一个是幻想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性。部分决策者很可能会认为，只要我们的政策转向，问题就解决了。这可以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核心概念看出来，比如限制生育叫“计划生育”，节育叫“生育调节”，言外之意似乎是说，计划生育部门既可以组织少生少育，也可以组织多生多育。

　　这绝对是一个天大误会，实际上限制生育易，鼓励多生难。中国推广计划生育，长期靠的是行政强制，但强制可以阻止生育，却无法反向操作提高生育率。经济发展以后，以自我为中心以及生活压力使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在欧洲国家，女性可以靠生孩子衣食无忧，但很少有人乐意享受这一福利。

　　从媒体报道看，我们的计生部门现在仍然很忙，但似乎主要是忙收超生罚款，而对于中国人口的新情况新问题少调查、不研究。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变性”与转型缺乏应有的了解，对应对少子化的困难估计不足。他们面临着人口“新常态”，但心态和思维还停留在老常态中。加上部门利益造成的偏见，就有可能使国家错失调整人口政策的最佳时机。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放弃对中国传统生育观念抱持的幻想，对国人的生育意愿、妇女生育率、人口结构失衡等加强实证研究。通过国际比较，对中国人口问题及时发出预警，提出初步应对之策。尤其是目前中国“未富先老”，如何通过人口政策的调整迟滞老龄化的深化，这应当是计生部门的分内事。别再眼睛盯着超生罚款了。□ 本报评论员 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