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网络中为何出现官民“数字鸿沟”？

□何 龙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前天发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网民已高达6.49亿，近半数国民成为“网民”。这个数字再次刷新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半民”上网的纪录。

　　这个网民数字应在意料之中：随着网线的延伸、无线网络的覆盖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上网人数必然出现井喷。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能看到人们挣脱有线电脑“脐带”之后利用手机随时随地上网的景象：无论是坐着、走着还是躺着，人们都会手持手机上网。低头看手机的人群被谑称为“第57个民族”——低头族。

　　近6.6亿的网民正在改变信息接收模式、阅读模式、表达模式、参与模式、商业模式和政治模式。可预见的是，当网络覆盖更加普遍、上网更加流畅、费用更为低廉、电池更加耐用之后，网民还将出现更大的井喷。不可预见的是，哪些行业将被新的网络技术所击溃，我们的生活方式将被改写成何种模样。

　　但从CNNIC的报告中可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和企业高管网民占比最低，200个网民中大约只有1个是领导。

　　领导成为网络中“少数民族”，原因之一可能是某些人患有网络恐惧症。在网络里，领导很难继续当领导，而且正因为是领导，反而左右不是左右为难。网络里没有套话空话的用武之地，领导如果还带着官腔发言，马上就会收获一片嘘声；而收获掌声的真话实话，又要接受网外的压力。

　　左右为难令领导不敢轻易上网，或者说上网之后不敢轻易出声和现身，这可能导致统计领导上网数量的不精确。但不管领导上网的真实人数有多少，都无法改变他们在网络中占比偏低的客观事实。

　　凯斯·桑斯坦给自己研究网络的著作起名为《网络共和国》。在“网络共和国”少见“大臣”的身影和声音，必然产生众多的问题。

　　英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在《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中说：“互联网不仅对现存的尚未互联网化的制度形式产生影响，互联网也创造出了新规则、标准、程序和社会目标。换言之，互联网自身是制度创新的源泉，而且，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些新制度。”

　　网络空间相对较高的速度与流动性，有时会让边缘人群相信他们的事务被纳入到了主流政治的议事日程。权力机构——如政府、公司或主流媒介——的权威地位正在弱化。技术形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性，而这些特性是人类无法干预的。

　　查德威克提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重要的“数字鸿沟”问题。相对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鲍威尔的“奔驰鸿沟”——我想拥有一辆奔驰，但我买不起，查德威克认为“数字鸿沟”显然比“奔驰鸿沟”影响更大：买不起奔驰并不影响工作、获得教育和公民的机会，但无法掌握应有的互联网相关技能则有可能限制这些机会。

　　在我们的“局域网”中，“数字鸿沟”恰恰出现在与领导与民众之间。领导倘若在网络中缺席或隐身，实际上是放弃信息接收、舆情了解、官民互动和良好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