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拾遗不报”不能等同盗窃

　　2月6日发表的自由谭《“拾遗不报”等同盗窃？》一文，值得商榷。

　　香港此事中的一方持论者和本文作者的论点是：“拾遗不报，实质是一种偷窃罪。”而吕某正是被认做偷窃罪的。照这样的逻辑，拾遗归还不是高尚道德，而仅是悔罪行为，是畏法而已；中国历史上被歌颂的洁身而廉、义不苟取不过是威压下的俘虏，失主应尊敬、感激的也不是他们，而是操柄施威者。

　　另一重要错误，是持论者对吕某行为的定名，“拾遗”。在公共场所遗失物资财币，引起“欢欣雀跃”的抢拾，然后四散自归，这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拾遗”，而是“哄抢”，与“拾遗”行为远，与抢劫行为近。因为失主可能并未离开、走远，只是力所不能尽顾。有时失主不知遗失，已远离事发地，这时环境之别就有重大的性质区分意义：若是稠人闹市，虽也属“拾遗”，但也有不当(本不属己)占有之过。因为，你不捡走，众人中可能会有“不苟取”的本分人，代为收起保管并寻找失主；闹市中还可能有规矩的公职人员处理现场。而在僻壤荒野、草原、沙漠、江河、滩涂，或暗夜雨中，有廉心自洁的人代保管的希望不大，立即寻找失主的难度也很大，这时应算无过“拾遗”，自用或带回的路上，不应以“罪”目之，只能视情况归向道德不高。

　　再细分一下，可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失主在现场或正在寻找，有人捡起拿走，应以“当面抢劫”处，因为这是利用了失主无力尽顾的困境，而不是“拾遗”。第二种，失主正在找，视线顾不到你，你从公共地点取走失物，失主不知你拿走，那么性质是“盗”(而且有贪心占有的意图伴随)。这两种情况，都该用强制力追究责任。第三种，处于闹市中，失主又离开现场，或至少捡拾者见不到失主，这是拾遗，但是不光彩的“拾遗”，应薄惩教育，不过应比“盗”轻，更比“抢劫”轻。第四种，处于荒僻等特殊地域、特殊自然空间时间中，则不应由“刑”与理。即使失主得主都已明确，也应由调解民事的公共机构或公益性机构接手，在“宣德”“敦义”“睦民”的场所气氛中解决。

　　总而言之，香港那件事，若失主未远离现场，我以为吕某等人的行为近抢劫，应惩；但不宜以“拾遗”惩，也不要污化“拾遗”。拾遗应区分情况，“报”(告)的时限也很难立法确定得当。“拾遗”尽可能不入刑为宜，需要纠正挽回的，以做工作教育为首先考虑。郑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