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返乡笔记走红：是鲁迅变了，还是闰土变了？

　　记者手记

　　面对乡村，知识无力？

　　春节期间，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生王磊光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和讨论。随后，中国社科院博士后常培杰、博士毕业已十年的高校教师黄灯、高校青年教师古鱼、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行动发起人蒋好书都分别写下自己的“乡村笔记”。这些文章所展现的各个乡村，各有特点，也有共性。而对乡村的感受与思考，与其说是某种失落的“乡愁”，青年学人对“知识无力”的感慨，倒不如说是他们深切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朝着现代化突飞猛进的今天，中国乡村建设该走向何方——

　　乡村原本的共同体消失了

　　王磊光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是他应邀为2014年2月举办的“我们的城市论坛”所写的一篇演讲稿。他描写了自己乘坐普通火车回家与乘坐高铁动车截然不同的体验，谈到了乡村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他同时指出，“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看过王磊光这篇文章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常培杰，有感而发写下随笔《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他的家乡在鲁西南华北平原上，这是他想写很久却迟迟未动笔的文章，他警惕因个人视野、知识储备，以及个人经验造成的局限性，担心在没有深入之前，贸然地谈论容易流于肤浅和错误。“我很反对浪漫化地想象农村，也反对类型化地丑化农村。”在《回乡偶记》中，常培杰以“乡下人”的视角观察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以“城里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就他的观感而言，认为农村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传统伦理生活的瓦解，表现较突出的问题有情感问题、养老问题以及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

　　“无力感”与积极行动

　　广州高校教师黄灯写的则是湖南岳阳汨罗隘口村的鲁家塅，这是她的外婆家，是她自两岁到十一岁生活的地方。如果说黄灯写的是自己面对农村产生的困惑，却又不知该如何改变的无力感，王磊光指出的则是80后农村大学生面临的现实出路问题。在王磊光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毕业后基本能够改变自己甚至家庭的命运，而今天的80后农村大学生，他承载着家庭的希望，但大部分人的出路却非常艰难。但这并不仅是一个来自乡村的问题，同时也牵涉到社会板结化等等不同层面的社会现实。与其说是王磊光在抱怨“知识无用论”，倒不如说他在追问为何如此多农村大学生无力改变家庭甚至自己的命运。

　　在这几篇博士返乡笔记中，“老家在农村、学过文化研究、这两年业余时间一直混迹在‘乡村志愿服务圈’、相信信息时代出奇迹的70后女博士”——蒋好书，她读到了“知识分子的无力感”，同时也忍不住要站出来说：“博士/壮士别走！家乡还需要你呢，请不要无力好吗！”蒋好书近年一直在做乡村调研与服务，在她看来，知识分子回乡最大的无力感，恐怕并不是知识无用，而恰恰是知识结构的供需不对应。“中国农村所需要的知识，以及乡亲们提出的问题，恰恰是多学科综合的领域，甚至是近十个部委交叉管理的一个庞大场域，涉及专业至少十门，每个专业都有各自的博士和博士后。”蒋好书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利用自己积累的“人脉资本”和“文化资本”，脚踏实地为村民做实事，如此“无力感”也会减轻很多。“把自己不只看做乡村的观察者、记录者、判断者，更看做是服务者、学习者、传承者。在业余时间稍微多加一点力，找到乡村的‘领头羊’，和他们谈谈乡村的现状、需求和未来，帮助乡亲们把需求分门别类，环境的归环境、文化的归文化、社会的归社会、经济的归经济，为专业的需求分别推荐‘专业的解答者’。”

　　相较于积极的行动派蒋好书，常培杰又写了一篇文章《在乡村，知识为何是无力的？》进行回应。他在文章举了几个实例，以说明“在乡村，知识人的无力感，很多时候是因为知识是规范的，但是现实却是不规范地按照潜规则运行的。”“乡村有它自己的发展和运行逻辑，有它自己独特的情和理，简单靠外在干预不能解决和改变因袭的习俗和思维方式。”因此，常培杰认为，在理解农村问题时，不能简单地以知识人的眼光来看问题，必须考虑到农村的历史和现实，农村人的情感逻辑和思维习惯，从内在情感和外在现实两方面的互动关系中，把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