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坐牢20年翻案：对冤案制造者追究到底(2)

　　杨明始终未做有罪供述，1995年8月28日，杨明被逮捕。1996年9月13日，贵州黔东南州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杨明故意杀人。起诉书中写道：王家凤得知杨明与杨雪梅相恋后，1月21日到杨明家与其争吵，次日凌晨一时许杨明将王家凤扼死，并抛尸屋后荷花塘。

　　判决

　　女友证言成为关键证据

　　“当时只判了死缓，很明显这是留有余地的判决。”

　　实际上，让杨明最终深陷牢狱之灾的，是当时他女友杨雪梅的证言。

　　1995年4月4日，杨雪梅因涉嫌杀人被刑事拘留，9天后，又因涉嫌赌博收审。直到5月23日杨雪梅被释放。

　　杨雪梅被拘押期间共作出四份供述，均和她涉嫌杀人以及赌博无关，而是关于杨明涉嫌杀人。杨雪梅直到第四次提审，才作出指向杨明涉嫌杀人的供述。

　　按开庭时公诉机关宣读的证词，1月21日晚，她留宿杨明家，睡在三楼，次日凌晨大约2点，听到一楼的卡拉OK厅有音乐声，还有女人吵架的声音。她听到“嗯，嗯”的呻吟声。后来上楼睡觉的杨明告诉她是同王家凤吵架。杨雪梅称第二天发现杨明脸上有三道抓痕。

　　此时已被羁押的杨明并不知道女友也被刑事拘留，更不知道女友在警局做出的供述。直到一审开庭，他和律师还对无罪判决充满信心。听到检方陈述杨雪梅的证词时，他呆住了。“完全出乎意料！”杨明说，他在庭上大喊：“她在说谎。”“简直一派胡言，想不通她为何这么说！”回到看守所，他还气得直哆嗦。“当时恨死她了。”

　　“我当时就申请让杨雪梅出庭，现场对质。”杨明说，他的家人也书面申请证人出庭，但都未能如愿。

　　杨明的一审辩护律师杨敏为杨明做了无罪辩护。他认为，指控杨明杀人很荒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比如按警方的认定，王家凤已在1月21日被杨明杀害。但却有多名证人证明曾在此后的1月23日及26日在舞厅等地见过被害人。即使对于关键证人杨雪梅的供述，不能排除其被威胁及引诱作证的可能性，她的证言合法性存疑。

　　杨敏曾和另外两名律师进行现场模拟。当时天气寒冷，门窗关闭，在杨明家三楼根本无法听见一楼的打闹声。

　　1996年11月1日，此案第一次开庭审理。黔东南州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1996年12月10日，检察院重新起诉，但没有增加任何证据。12月26日黔东南州法院认定杨明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98年3月2日，贵州高院裁定驳回杨明的上诉，维持原判。

　　杨明说，当法官把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书宣读给他时，他情绪一下子失控，“我没罪，你们凭什么判我死缓？”

　　他的举动让一名法官不知所措，“还从来没人敢和我们拍桌子。”

　　杨明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法官没有办法，收走了判决书。怕场面再度失控，两名警察把他架回了看守所。

　　回到看守所，他一下子瘫坐到地上。“那时绝望到已经哭不出声来了。”就坐在黑暗里，默默地流眼泪。

　　天柱县公安局法制办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介绍，杨明案发生时，指导公检法机关办案的还是1979年的《刑法》。“当时的背景是疑罪从轻、从有。”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才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而杨明正好赶在新旧刑法交替之时。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当时的确作出了补充侦查的决定，可是公安实在收集不到新的证据了。“当时只判了死缓，很明显这是留有余地的判决。”

　　服刑

　　“减刑是对我的侮辱”

　　狱警拿他训诫其他不听话写申诉的犯人：“你看杨明，快20年了，有什么用？”

　　杨明不服判决。在监狱，他拒绝劳动改造，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申诉上。

　　监狱里有几条生产线，做丝锥、齿轮等零件。劳动的好，会得到加分、减刑的奖励。

　　“我要写申诉，没空。”拒绝劳动改造的后果，是除了一次被关进几个人同住同吃的狭小牢房，不能出去活动外，他很少遭受惩罚，更没有被减分。杨明后来慢慢明白，“很多狱警都知道我的事，他们同情我，所以对我比较宽容。”

　　他不停地写申诉。从看守所写到监狱，每天至少6个小时。写到手麻得不听使唤，方块字成了无法辨认的线条条。

　　如果手不受伤，他可以写得更快。杨明说，他的右手留下了刑讯时的伤。字写多了，手指吃劲，牵着整个胳膊疼。他要不时地甩胳膊缓解疼痛。

　　申诉材料的每页信纸上，他都用大拇指按下两个清晰的红手印。

　　他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贵州省相关机构等寄出了反映冤情的控告信，他记得很清楚，一共寄了625份。他也向全国各地的律师事务所、媒体发出求助信。

　　他直接写信给有关领导，后来这些官员中很多人都落马了。杨明忍不住乐起来，他描述如何满怀虔诚地写给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的周本顺，“亲爱的周秘书长……”“谁知道后来也落马了，”他叹息起来。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申诉材料转一圈，又回到原点。

　　他记得监狱里的信箱，等管理人员去开锁取信时，锁锈住，不得不用棍子撬开，犯人们塞在里面的待寄的信落了厚厚的灰。很多时候，申诉材料发不出去。

　　杨明一次次跑去问有没有回执，管教人员用一个字回复他：滚。

　　他成了监狱里的反面教材。狱警拿他训诫其他不听话写申诉的犯人：“你看杨明，快20年了，有什么用？”

　　杨明还拒绝减刑，拒绝死缓减刑为无期。有人问他，不怕死吗？“不怕，绝对不怕。”

　　杨明说，“从头到尾，都自信。有理走天下。”

　　监狱管理局的一位干部多次找杨明谈话。这位干部告诉杨明，即便他不争取积极表现减分，也可以考虑给他减刑。

　　杨明一口回绝：我没罪，谈何减刑？减刑是对我的侮辱。

　　监狱最后还是给杨明减了刑，从死缓减到无期。

　　潮湿的环境下，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开始跑步。在监区外，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场地，他一天跑30多圈。

　　杨明说，在监狱里，人的机能是会慢慢衰退的，比如记忆力。很多人没事做，就只能数蚊子，还有身上的包。

　　夏天的牢房是被蚊子包围的，每天身上都咬出百余个大包。他甚至学会了辨识监狱里的蚊子和外面的蚊子的区别。监狱里的蚊子，从远处飞来时，突然加速向人进攻，不像外面的蚊子，嗡嗡嘤嘤地着陆到皮肤上，让人很难察觉到。

　　在狱中，杨明听到了最好的消息，也等到过最坏的消息。女儿考上大学，父亲去世。他说，没有最绝望的时候，每一天都是绝望的。

　　转机

　　“要么死在牢里，要么清白出来”

　　“20年了，他自己从没有放弃，一直不认罪，一直在申诉，这让我们很震撼，也坚定了他无罪的信心。”

　　转机还是来了。

　　2013年初，北京律师张磊和贵州律师王宗跃接手了杨明的申诉案。

　　张磊说，详细了解情况后，发现此案存在严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只凭一个证人的间接证据定罪，而且是在证人处于关押的情况下作出的证言。但这样的关键证人最后却没有出庭。”

　　张磊说，让他下决心代理这起案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杨明的决心。“20年了，他自己从没有放弃，一直不认罪，一直在申诉，这让我们很震撼，也坚定了他无罪的信心。”

　　张磊对一次会见杨明时的情景记忆深刻，那天一整天都在下着很大的雨。在监狱办公室里，杨明习惯性地低着头说，我没有杀死她，我是无罪的，我要申诉，要么我无罪走出这里，要么我宁愿死在这里。

　　2014年10月，贵州省检察院启动复查“杨明故意杀人案”。2015年4月13日， 贵州省检察院发出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该院以“生效判决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向贵州省高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今年8月11日，贵州高院再审判定，杨明故意杀人的事实及理由均不能成立。判决杨明无罪。

　　杨明的无罪释放，令杨家欢欣鼓舞。而被害人王家凤的家人则感到愤懑。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疑罪从无”。

　　王家凤的父母和哥哥均已去世，今年6月11日，杨明故意杀人案再审第一次开庭，王家凤的姐姐出庭。

　　在法庭上，她大声质问法官，“不是他还能有谁？”

　　8月11日，王家凤的弟弟王家军，听到了杨家接杨明回家的鞭炮声。这让他很不满，认为杨家大张旗鼓。他认同当年办案的一位周姓警官的说法，这名警官也听说杨明将无罪释放。“他很确定地和我说，凶手就是杨明。”

　　“我们就是要一个真凶，”王家军说，“如果他不是，那凶手是谁呢？”

　　指证自己杀人的恋人杨雪梅，在杨明入狱两年后死于一场意外，在广东打工期间坠楼。“我一开始挺恨她的，但知道她去世的消息，我的仇恨逐渐消解。她当时被无故关押了50多天，估计也吃了不少苦，身不由己吧。”

　　将来

　　“一切从头来”

　　对于自己曾经遭受的刑讯逼供，他说一定要追究下去。“我一定要找到这些人”。

　　从监狱出来后，相关部门找到杨明说要给他恢复在火电厂的工作。但他没心思考虑这些，他和母亲暂时住到了贵阳的亲戚家。

　　他参加了两次小范围的同学聚会，他尽量不去聊收入、房子这些话题。“同学们也怕我尴尬，都不提这个。”杨明说，大家都只谈孩子、老人。可他还是明显感到了落差。同学们都有自己的车，有的还是奔驰、宝马。“坐在车里真舒服啊，”他感叹，随即又开始失落。“我不是嫉妒，但想想自己啥都没有，越想越凄凉。”

　　同学特意载着他在贵阳市区转了一圈，高楼间一条条繁华的商业街，让他不住感叹，“发展太快了，和上学那会儿完全不一样了。”

　　同学邀请他去家里坐坐，他客气地婉拒了。同学们都在市区有房子，有的不止一套房了。他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家。那座四层的小楼，在他入狱后，不得不卖出去一半，维持给他申诉的花费。房子年久失修，屋子潮湿发霉。

　　入狱后，他在三层的卧室摆设还保持着原样，家具都是20多年前结婚时置办的。只有过年时，母亲周德英会把家人召集到这间屋子，一起坐着，看电视里的春晚。老人认为这是对身处监狱的儿子的一种怀念。

　　回来后他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以前没见过的，比如电梯。他搞不清楚怎么按楼层数字，经常坐错。他看到女儿上网，感到很稀奇，“这个看着挺好，我要学。”

　　女儿帮他注册了微信，他在介绍里写道：“一切从头来”。

　　对于申请国家赔偿，他没有什么想法。“你说赔多少能换回我20年里失去的？”

　　具体的打算呢？他说不清楚，51岁了，做什么都晚了，身体也早不如前，他感到迷茫。

　　“在里面待太久了，先出去转转吧。”他很想去北京、上海和香港。那里曾是他梦想生活的地方。8月27日，他去社区警务点提交了办理身份证的申请。他说等办好了身份证，就动身。

　　一个人静下来，他总是想监狱里的事。恨自己的20年就这样没有了。

　　对于自己曾经遭受的刑讯逼供，他说一定要追究下去。

　　“我一定要找到这些人”。

　　想了一会儿，他说，我要从长计议。

　　□新京报记者 范春旭 贵州贵阳、黔东南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