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乡土中国：悲伤中有希望 仍是漂泊者故乡

　　春节，我们总能在社交网络中看到各种思乡怀亲的文字。或饱含深情，或浓郁忧伤，或催断人肠，仿佛故乡留给我们的总是那样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愁苦。故乡是最能撩拨起游子心弦的那弯明月，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能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想起大地一隅中的那人那事，想起少年时刻许下的梦想。尤其是长大后，离家越远，越能感受到那份思念，荡起那湾乡愁。

　　悲凉而忧伤的乡愁文字，大都出自于返乡的游子之口。在返乡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对比的那种差距更能激起他们感慨而忧伤的情怀。虽然国家在经历着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但在很大程度上，乡土社会依然是很多在外漂泊者的故乡。

　　与大多数离土离乡在外拼搏的游子不同，作为农村社会学研究者，每年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就是奔走在他人的故乡，奔走在变迁中的中国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对于乡土社会，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或许在很多游子与文人墨客的眼中，故乡总是带着浓郁的愁苦，而在社会学研究者看来，乡愁不应是一种病态地自怨自艾，不应是一种“少年爱说愁滋味，爱上层楼”的自我烦恼。每一天乡土社会都在上映着酸甜苦辣的故事，而只有遍尝其中的滋味，才会懂得，真正的乡愁是一种无法割舍、更为广阔的情怀。

　　农村社会学研究者，是总是出现在别人故乡的他者。虽然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奔走在他人的故乡，但是对于乡土社会中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自然也了解颇多。因为总在不同的地方奔走，所以才不至于将眼光居于一隅，才能够避免被情绪带着走失去了理智，才能做到不矫揉造作地看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调查中没有自己的情感。情感不同于情绪，我们怀抱着对于乡土社会浓厚的情感，与农民一起，听着他们讲述的故事，或喜或悲，但是我们总是尽量地避免让情绪主导我们的思维，因为现实太复杂，情绪又太可怕。很多时候欺骗我们的不是现实，而是情绪。一旦情绪影响了判断力，那么就很容易变得愤世嫉俗。

　　乡土社会并非像很多乡愁故事中讲述的那样，总是一片荒凉与悲伤，很多时候这都是游子在城乡奔走中的一番感慨。的确，今天的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巨变中我们感慨传统伦理道德在一点点瓦解，村庄因为空心化在失去活力和发展的动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就是一潭死水。只是我们缺乏对于其发展变化的了解，就像我们总是割裂的看待城乡之间的发展变化，却看不到一个个农村家庭正在由城及乡冉冉升起的故事，看不到蕴藏在代际之间的发展动力，看不到哪些依然在乡土社会中奋斗的故事，看不到平凡世界中饱含的希望。

　　处于变迁社会中的乡土中国就是这样，一方面让我们不得不感慨发展中那些悲伤的故事，但是另一方面，有的的确确是因为发展才给更多的家庭带来了上升的希望。我们无法求全，有发展，就会有希望，有希望，就会有忧伤，有忧伤，就会有变迁，有变迁，就说明当下的乡土社会绝非一潭死水！

　　在乡愁的故事中，不能仅仅有回乡的游子，也要有我们这些故乡的他者。追寻着调研的足迹，我选择了过去一年中几个调查地方的小故事，有的是在村农民奋斗的故事，有的是农民进城中家庭的发展轨迹，也有的是琐碎的家庭生活。这些仅仅是不同地方农民生活的一个片段，但是组合在一起却是一副乡土社会变迁的图景。这些故事或喜或悲，甚至有些是含泪地微笑，但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乡土大地之上。

　　在乡村寻找机遇 用土地创造财富

　　“以前我是在外面不想回来种田，现在是在家里种田不愿意再出去打工。对别人来说，种田不如打工。对我来说，恰恰相反，现在差不多每年我忙半年，出去玩半年，我喜欢旅游，闲的时候背着包就出发了。去年我去了香港、澳门和越南，本来还想去泰国，有点事情就回来了，只能今年忙完再去了”，湖北沙洋县的种田大户王泉林这样讲。

　　虽然王泉林现在的日子过得很潇洒，可是谁又能想到他家里在五年前还是贫困户，只是近两三年才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王泉林，今年还不到五十岁，但是却经历了很多事情。像很多普通的农村家庭一样，他以前在外面打工修理摩托车，妻子在家种田，农忙时就回家帮忙。两人育有一女，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是也算小康之家。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发展轨迹。妻子得了尿毒症，看病的费用陡增。泉林不仅无法在外面继续打工赚钱，还要回家照顾妻子，家庭经济状况也越来越糟。

　　不得已，王泉林只能在家一边种田，一边照顾妻子。2010年，他流转了二十多亩耕地，每亩土地的流转费是200元，他希望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来增加收入。除此之外，他购置了一个小型收割机，还在网上买了一台二手的东方红旋耕机，除了方便自己家田地，也给其他农户提供农机服务赚钱。后来，邻居卖房子和田地去城里生活，他就借钱买下来，这样加上自己家的田地，耕地总面积就有了六十多亩。

　　2012年妻子因病去世，家里就剩他和在外打工的女儿以及一大堆债务。究竟是继续在家种田，还是到外面打工，王泉林面临着选择。考虑到自己的年龄，他觉得在农村还是可以做出来一番事业。抱着这种想法，他将苦闷的心情化作了专心种田的动力，又流转了八十多亩土地，将经营面积扩大到一百五十亩左右。与此同时，还购置了齐全的农机：2013年花六万多新买了一台收割机(之前已换过两台)；2014年花三四万买了一台高频插秧机(之前是手扶插秧机，每天最多能插10多亩，现在每天最少能作业三四十亩)；花三千多元买了一台收谷机，只要推着收谷机从晾晒的谷子上走过，就可以自动地将谷子转进袋子里，非常便利。

　　在农业生产中，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充实和乐趣，“现在开着插秧机插秧，就像打游戏一样，非常过瘾”。从耕田、播种，到打药、浇水，再到收割、晾晒，基本上他都是自己在田里劳动，因此对于机械的使用也更加充分。2014年他的纯收入有十多万，因此当年秋天，收割好水稻，种上了油菜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旅行计划。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觉得很充实、很满意。因为经营得比较好，建立起了信誉度，周围很多外出务工的人都会找到他流转土地。“老百姓既不想卖房，也不想卖田，让别人种着，不空田就行，流转给我，也比较放心，到时候回来想种地的时候我就给他”。因为经营的规模大了，购买农资也有了谈判的能力，“现在肥料、种子都是别人送上门，土地多就是老板，找我的农资商像竞标一样，规模大了，我说了算。”

　　像王泉林那样的农民并非个案，仅他所在的村民小组，就有四个种田大户。进入2000年以来，农村中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在村庄内的年轻劳动力少了，村庄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就没有了发展的空间。以往是因为务工机会的稀缺带来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乡村，而如今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后，农民可以自由的在城乡之间寻找合适自己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村庄内的发展空间也随着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而逐步显现。王泉林之所以能够在村庄中获得发展机会，不正是因为村庄内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吗？

　　更为关键的是，在没有政府和资本等外力的干预下，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这就给留在村庄的农民就有了扩大农业生产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土地自发流转而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甚至还要更高的收入。正是这些，才使得像王泉林那样因为无法外出务工的人能够在村庄中获得相对可观的收入，才能够使得他们的家庭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

　　安徽农民在上海：逐梦者，抑或漂泊者？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要到上海的农村去调研半个月。说来有意思，之前从未到过上海，因此对于上海的农村充满了想象。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繁华，总让人觉得即便是那里的农村也应该比中西部的县城要好很多吧。但是当真正到了那里调查之后才发现，原来即使在上海，也依然有很多破败的乡村。不过与中西部那些破败的农村不同的是，上海农村的破败，大都是因为那里的原住农民，都已经成功实现了家庭的城市化进程，农村不过是大多数上海农民儿时的记忆。然而更加与中西部农村不同的是，上海破败的农村背后，却隐藏着许许多多外地农民的梦想。他们背井离乡，在上海农村的一隅，寻找家庭发展的希望。像很多要到北上广深漂泊的白领一样，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的农民也有着在这个大城市里生根发芽的梦想。

　　在上海农村的奋斗者中，来自安徽的农民最多，因此在上海郊区的公路旁地方随处可见安徽特色的餐馆。除了来这边务工，还有相当大的群体在这里务农，以至于与“农民工”这一词相对地产生了“农民农”的概念。他们大都是夫妻两人或者举家来到上海郊区的农村种粮抑或种菜，或居住于破败的农村，或居住于田间地头的窝棚，勤勤恳恳地劳作。有的人经过了漂泊之后逐梦成功，实现了在这个城市户籍身份的转变，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漂泊了几十年后回到故乡。李新雨的家庭就是众多漂泊中一个算不上成功又算不上不成功的家庭。

　　李新雨是安徽临泉人，今年39岁。年轻时在西安一个上了教育部黑名单的大学读完书之后，1994年到上海跟随父母打拼。当时李新雨的爷爷、奶奶、父母、姐姐一家人，经亲戚介绍，开始在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一个村，以每亩600元的价格租了三十多亩地种蔬菜。一家人吃住在村里提供的免费仓库，没有雇工，每亩地有纯收益2000多元。过了两三年，村里土地被征收，一家人就搬到了闵行梅陇镇的一个村，在那里又租二十多亩地种菜。后来发现煤球生意比较好，就向村里租了两亩地，投资了三四万开了煤球厂，专门供应给小摊小贩煤球。煤球厂差不多做了有十年。李新雨的弟弟高中毕业后从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

　　2008年煤球厂不做了，李新雨家里也积攒了二三百万，又借了一百多万，向村里租了十五亩土地建仓库，做物流生意。仓库面积有七千多平米，每平米造价500多元。他们当时和村里的协议是仓库十五年之后归村里所有，到期后享有优先使用权。做物流生意，李新雨一家每年差不多能够净赚四五十万。

　　2011年，仓库所占土地也被征用。因为建仓库时手续不健全，仓库被定性为违章建筑。在拆迁中按照违章建筑来赔偿，李新雨家总共得到了七百多万赔偿款。一家人分了赔偿款之后，父母就回了老家养老，只剩下他和弟弟在上海继续打拼。李新雨拿着自己的那部分钱，到奉贤区南桥镇租了200多平米办公场所，继续做物流和代理生意。他还投资了一部分钱炒股，但是很快就在股市上损失了两百多万。现在他每个月的收入在两万多。弟弟拿到赔偿款后到青浦区做物流生意，在那边买了房子，每年收入四五十万。李新雨还在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想重新开始找一个地方种菜。

　　尽管在上海已经打拼了二十多年，并且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事业，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处于农民阶段。和同时出来打拼的老乡相比，他和弟弟基本上算是最成功的。但是他觉得自己仍然游离于上海这座城市之外，觉得“变成上海人，何止困难，比登天还难。”

　　李新雨2001年结婚，娶的还是老家那边的媳妇。他们婚后生了三个小孩，前两个是儿子，大的13岁，小的11岁，最小的女儿才3岁。原本大儿子和小儿子跟着他和妻子在上海生活，读到读初中时，妻子带着小孩回到老家县城去念书。因为小孩无法在上海这边读高中，也就无法参加高考，一家人只能分居两地。

　　虽然他有了一定的财富，但是始终没有在上海买房。最开始房价便宜的时候，钱都投入到了生意中，后来房价高了，也就更没有机会买房了。他觉得自己现在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因为超生问题，他无法取得上海户籍，也没有在上海购买房子，子女要受教育，老婆只能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家乡，一家人分居两地，对于上海他找不到归属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回到家乡后，已经不习惯那个地方，觉得家乡的发展环境不好，家乡人的素质也不如这边高，回去之后无所适从，权衡之下只能留在上海继续打拼。

　　李新雨家庭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外地农民在上海的奋斗史。作为农民进城，家庭的整个奋斗历程和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深深地嵌入在一起。从他们家庭进城奋斗的历程来看，有三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全家奋斗模式。全家人为了生活一起打拼，父母、爷爷奶奶是家庭奋斗的坚实后盾，而子女是家庭奋斗的真正希望，只有他们才最有可能是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人。二是多种经营模式。种菜、开煤球厂、搞仓储物流、投资股票和农业，他们一直在尝试抓住市场的机遇，并不固守单一的经营模式。在多种经营中，逐级跳跃，完成家庭财富积累。三是财富积累的不稳定性。由于家庭奋斗和城市发展嵌入的太紧密，以至于城市发展的每一个微小变动，对于他们都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在城市发展征地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迁移，没有在哪个地方能够稳稳地站住脚跟，最终家庭投资最大的产业因为征地而不得不重头再来。

　　闪婚闪离，脆弱的婚姻家庭结构下孩子怎么办？

　　在四川崇州调研的时候，一次在田间看到位中年妇女在撒化肥。因为要问路，就站在那里寒暄了几句。却不曾想到，原本是几句简单地问话却引出了阿庆嫂家庭曲折而复杂的故事。她不停地感慨，“现在社会颠倒了，社会对人的影响真大啊，老的是小的，小的是老的”。

　　阿庆嫂今年五十多岁，丈夫在两年前就去世了，现在和开出租的儿子、“儿媳妇”及孙子、孙女生活在一起。她头发几乎斑白，偶尔才可以看到几丝黑发在风中颤栗。阿庆嫂是从德阳的山区嫁过来的，很能吃苦。丈夫是个老实人，但不够勤快，家里家外主要靠她一个人张罗。闲暇之余，她就到乡镇跑三轮车赚钱补贴家用。

　　儿子今年三十有余，离过一次婚。和现在的媳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但一直没有领结婚证。阿庆嫂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家庭琐事，只有实在找不到事情做的时候，才会去找和她一起跑三轮的妇女诉说。说起自己作婆婆的命运，阿庆嫂时而紧蹙眉头苦笑，时而欲言又止，时而又忍不住骂上几句儿子不争气，媳妇太懒，情到伤心处，老泪纵横，别有一番酸楚。

　　儿子的第一任媳妇是阿庆嫂娘家亲戚介绍地。她觉得自己是山区人，很能吃苦，媳妇自然也不会太差。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阿庆嫂发现儿子与第一任媳妇相处得并不愉快，家里时不时的会因为夫妻俩起争执而闹得鸡飞狗跳。儿子的秉性，阿庆嫂自然是熟知的，偶尔有倔脾气，但人还是很实在、温和的。而女方的脾气就有些怪异。直到后来的一次回娘家探亲，她才得知女方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一直跟着父亲生活。但是等父亲再娶媳妇之后，就不再管她了。女方常常被寄养在别人家里，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的“流浪儿”，而当时她才不过十岁。几年寄人篱下的日子悄然若逝，也让女方体会到人情的冷暖，没过几年她就跟着同村的姐妹去了广州打工。

　　二十岁从广州过年回家的时候，女方才经村里人介绍和阿庆嫂的儿子相识。起初，阿庆嫂的儿子对女方不是很满意，感到她的性格有点放浪。但是，阿庆嫂考虑到自己的儿子非常老实，年纪也不小了，找个媳妇不容易，就算女方性格再不好，时间、家庭氛围也可以改变一个人，因此就硬逼着儿子与她结了婚。婚后，女方的各种坏习惯全都暴露了出来，懒怠、不干活，还天天出去打牌。只要儿子在外面赚了点钱，一回到家，就会被媳妇“大扫荡”，甚至连“烟钱”也不给留。如果儿子钱赚得少了，还会引起媳妇的不满，甚至满口脏话道：“还是个男人吗，挣这点钱，连家都养不起了……”。

　　家里的矛盾日积月累，两人终究还是离婚了，男孩归儿子养。有了母亲主导的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儿子对母亲滋生了抱怨。阿庆嫂自己心里有愧疚，从此也不再对儿子的婚姻有所干涉。

　　阿庆嫂的儿子在崇州市跑出租车，经人介绍，和现在的媳妇阿芳认识了。阿芳的丈夫是个小包工头，虽然能赚钱，但是赌博，对于阿芳和女儿不管不顾。阿芳受不了丈夫，就开始找新的出路，在一家餐厅打工，工资不高，但基本可以维持日常的开销。阿庆嫂的儿子和阿芳认识之后，阿芳也就与丈夫离了婚，并把女儿一起带了过来。此后阿庆嫂的家里也就更加“热闹”了。阿芳不像阿庆嫂的前儿媳，天天外出打牌，恰恰相反，她是“屋里蹲”，天天在家里看电视，从不干活，阿庆嫂一提起来就显得一脸无奈。

　　送走了一尊神，又请来了一尊佛。于是阿庆嫂每天的工作也就变得更加忙碌了。每天早上早起之后做好饭，照顾孙子、“孙女”吃饭，骑着三轮车送他们去上学，之后就在乡镇里跑三轮车接送客人赚钱，快到中午的时候把孩子接回家里，做饭、洗衣服，下午再继续工作。但是儿媳妇对这些从不管不问，只管自己“享清福”。阿庆嫂觉得这些都可以忍了，但是儿媳妇竟然还有意无意地嫌弃婆婆吃得太多了，每每总是怪声怪气地说：“钱没挣多少，饭量倒是见涨了，怨不得这个家穷”。这就使得阿庆嫂非常气愤，自己在家忙里忙外，竟然还受媳妇这般奚落，很是受不了。

　　然而最让她伤心的却是自己儿子的态度，现在儿子对自己不但没有太多体贴，家里的矛盾还总是帮着媳妇。一次，儿子想买一辆私家车，阿庆嫂觉得自己没办法给儿子太多帮助，就把仅存的柒仟元拿出来给儿子。但是当她刚把从银行取出来的钱交给儿子时，媳妇却在一旁发冷话，说阿庆嫂也不给自己的儿子帮帮忙，存那些钱有什么用。呆在一旁的儿子像没听到似的，只是眼神迷离地看着别处。阿庆嫂再也无法忍受，狠了狠心，决定不把钱给儿子了。之后阿芳将自己存的三万元拿给了阿庆嫂的儿子，说这是自己对他买车的支持。阿庆嫂的儿子欣喜若狂，觉得还是自己的老婆最亲，就直接用媳妇的名字给车上户。阿庆嫂觉得儿子不能这么做，就拿着柒仟元去给儿子，儿子领会了母亲的用意，态度却是很冷漠，接过钱的时候嘴里还嘀咕了一句：“早干嘛去了。”阿庆嫂的努力最终还是付之东流，儿子终究没有向媳妇提出更改过户的事情，阿庆嫂对儿子的失望也就达到了顶点。

　　阿庆嫂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自己的两任媳妇都是这样，但是也无能无力，只能一遍遍感慨，“现在社会颠倒了，社会对人的影响真大啊，老的是小的，小的是老的”。

　　两年前，阿庆嫂的丈夫生病去世了。在儿子操办了父亲的葬礼之后，阿庆嫂把亲朋给的礼金全都交给了儿子。她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家，而且这个念头已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这个念头几次撩动阿庆嫂的内心后，又被她那份家庭的责任心磨灭了，因为家里有最让她挂念的孙子。孙子才七八岁，从小就体弱多病，做过几次大手术，有多动症，还有一个没有检查原因出来的怪病。儿子平日都是在城里跑车，没有时间照顾孙子，儿媳妇更是指望不上。阿庆嫂担心自己离开家之后，孙子变得“无依无靠”，也就打消了外出的念头。

　　放不下孙子，也心疼着儿子。这种家庭关系束缚着她，折磨着她，想解脱谈何容易。无奈的时候，阿庆嫂偶尔会对人诉说：“我现在还年轻，出去打工的话，随便一天都可以赚个一百元，自己生活得自在，又何必在家里受他们气。儿子太老实了，这个媳妇给他喝了迷魂汤，我能怎么办，要不是挂念着我的孙孙，早就离开了，管他们怎么生活，生活得怎么样！”

　　她呆呆地和我们一起坐在田间地头，一边在盆子里拌着肥料，一边和我们聊着。她时而苦笑，时而愤怒地骂着儿子和媳妇，时而沉默不语，时而拭去眼睛里的泪水，时而感叹自己的命运。她无法向村里人说起自己的心里话，家里的事情别人背后如何去评论她管不了，她只能把这么多苦衷强压在自己心里。

　　社会转型期的乡土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地变革，传统的婚姻伦理逐步消解，婚姻责任与义务不断弱化。在讲究个体生活体验与价值的影响下，夫妻关系变得像江湖关系一样，快意恩仇——闪婚、闪离。堕入了伦理性危机的婚姻家庭结构使得子女不得不面对父母离异、缺乏关爱的苦果，与此同时，这种伦理上的危机又割裂着老一辈父母对于当下社会的认知，他们夹在其中，忍受着那份煎熬。(刘成良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