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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家钟扬车祸逝世 给未来留下4000万颗种子

2017年09月27日 02:10 来源:新京报 参与互动 

  “种子猎人”离去 给未来留四千万种子  

  姓名:钟扬

  性别:男

  终年:53岁

  职业: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

  去世时间:2017年9月25日

  去世原因:车祸

  事迹:在西藏行路超10万公里,和团队收集上千种植物四千万颗种子,在西藏大学培养出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并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

2013年9月8日,钟扬教授参加上海市庆祝教师节活动。新华社发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走了。

  9月25日上午,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终年53岁。

  此次行程安排得很满。当天,他计划在城川民族干部学院做讲座,之后回上海、28日去拉萨,往返机票都已买好。

  过去16年,这位植物学家不断进入藏区,收集植物种子。雪山脚下,荆棘丛中,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他在西藏行路超过10万公里,和团队收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

  这些种子不仅能为我们提供水果、花卉、粮食作物,在医药研究方面也有重大作用。“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常说。

  他也提到过,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自己毫不畏惧。因为学生会继续科学探索之路,而采集的这些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钟胖胖”

  钟扬常年带着一个厚重的双肩包去野外。学生赵佳媛说,包里有笔记本电脑,还有厚厚一大摞稿子,有时是学生的论文,有时是出版社拜托的翻译稿,有时是参加会议的发言草稿。

  事情太多,他平时衣袋里还装着很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一条条待办事项,每做掉一项就划掉。即便如此,找他开会和讨论学术问题的人络绎不绝,他也耐心地一一处理好。

  每次出差回来,召集学生开会或制作标本,同学们都非常开心。因身材较胖,性格和蔼可亲,亦师亦友,大家在背后称其为“钟胖胖”。

  他常在饭桌上谈自己的故事,用十分风趣的口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刘星、复旦大学教授丁滪都记得,每次吃饭,都会变成钟扬的单口相声,“他有太多故事了,让吃什么都变得不重要了。”

  听过钟扬讲座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小徐表示,老师善于讲课,“讲两个多小时,到结束时,你还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就连考试也很“新奇”。赵佳媛回忆,钟老师为大三学生开设《生物信息学》课,期末考试内容之一就是,为用来做教材的《简明生物信息学》挑刺——这本书他是第一作者。

  多名学生介绍,老师“不允许任何一个学生掉队”,会根据学生特点“定制”专属的成长计划。

  有位学生对科研工作并不十分热爱,但对国际事务与接待工作特别上心,钟扬看在眼里,每次遇有相关事务都交给他去做,经过几年培养,该学生博士毕业后到了丹麦领馆工作。

  有位学生热爱课堂教育,钟扬便把国际学生课程的教授交给她负责,经过几年积淀,她成了钟扬国际教学的左膀右臂,毕业后如愿到复旦附中国际部任职。

  红树林与博士生

  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附近,一块十亩大小的田地里,种着一片树苗。这是钟扬培植的红树树苗,最早一批是9年前种下的。

  当时,中国自然分布的红树林所能达到的最高维度,在福建;人工栽种的红树林,纬度最高的在温州。

  “既然没人尝试种过,怎么知道在上海种不活呢?”钟扬申报在上海种植红树林这一课题。

  其他植物学专家均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根本不可能。钟扬仍坚持一试。他在研究中了解到,上海历史上曾有过红树林,二十几万年前的化石就是证据。他也坚信植物自身对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比如,小麦最早起源于中东,但已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

  最终,课题组经多次研究、实验,克服上海温度、盐度方面的限制,红树林不断适应周围环境,开始生长。

  西藏大学教授拉琼评价钟扬“是个敢想敢做的人”。

  2010年,钟扬成为第六批援藏干部。3年援藏结束,他又申请继续留任,先后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西藏大学校长助理等。

  钟扬曾说,西藏大学的植物学博士点不批下来,自己就不离开。那时学校理科硕士点一个都没有,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也没有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拉琼以为那是大话。

  但在钟扬及学校师生努力下,2011年,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2013年,西藏大学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史的空白。

  如今,西藏大学的植物学研究已初具规模,拥有了植物学博士生导师1名,副教授4名,讲师5名,而且大多数老师都具备国外学习和研究工作经历。

  拉琼称,忙的时候,钟扬常常上一个星期还在西藏,下个星期便到了上海。拉琼曾劝过钟扬,工作节奏不要这么紧。钟扬则幽默地回答:“玩的就是心跳嘛。”

  “种子猎人”

  钟扬几乎一辈子都在收集种子,常年在海拔几千米的山间奔波。

  16年前,钟扬在工作中发现,我国生物多样性排名倒数第一、倒数第二的上海和北京,集中了约50%的相关人才,而排名前列的西藏却很少,“青藏高原有2000种特有植物,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

  2001年,钟扬踏上青藏高原,做的第一件事是收集种子。

  这片高原上,有近6000个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的18%,数量大,质量也非常好。“非常糟糕的是,由于全球环境的破坏,人类活动的剧烈,在了解和知道它能否被利用前,很多种子就已经没有了。”钟扬曾倍感惋惜。

  有次,钟扬发现一种桃核光滑的毛桃,就在高原上釆摘了8000颗。为了不损坏种子,他发动全课题组老师、学生啃毛桃,刷干净、擦干、晾干后,再送入种子库,筛选出5000个封到瓶子里。

  那年夏天,他做了500个这样的样本。在青藏高原上完成这些事,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援藏干部、如今为西藏大学副校长的杨丹说,高原上需要不停地快速呼吸,不能多动,甚至走几步都会喘不上气来。他的心跳每分钟多了20多下,同批队员中,有人已憋得“心脏肥大”。

  西藏生态环境孕育了特有的生物资源,从海拔2000米一直到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它们不仅可做药物,分布规律还体现植物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越是气候条件恶劣的地方,越是有研究的价值。

  “为收集这些植物的样本、种子,老师常出没无人区,也常在海拔5000米的野外采样”。钟扬的学生朱彬说,高原反应令老师血压高,头疼欲裂,身体绵软,但他依然勤勤恳恳,坚持早出晚归,从不懈怠。

  刘星记得,钟扬对收集种子这事总轻描淡写:“我只是想摸清我们的家底,总得有人知道有多少种子,它们在哪里。”钟扬觉得,几百年后,这些种子会给无数人带来希望。

  “钟大胆”

  16年来,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都有钟扬的身影。不管多么危险或艰苦,只要能对研究有益,他都要去。

  在艰险的盘山路上,过往车辆多次冲出路基,掉下悬崖;没有水时,他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大雨、冰雹降下,就躲在山窝子里。因此,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特别名字:钟大胆。

  朱彬称,2015年,在上海过生日时,老师突发脑中风,经紧急抢救才无大碍。医生提醒他,以后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能饮酒,二是1年内不能再去西藏。

  钟扬喜欢美酒,一次能喝一斤,但从那以后,他就滴酒不沾了。但对于西藏,他却“戒”不了,“医生说完不到3个月,他就一直说想去西藏,9个月时,没忍住直接去了。”

  刘星说,去年钟扬回上海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医生说,他的身体已不适合在高原工作。但他很快就回西藏了,“每次‘上来’,都要不停地吃药”。

  钟扬总感慨,“每个人都会死去,但我想为未来留下希望。”这包括两件事:收集种子,为藏区培养人才。

  不久前,西藏大学生态学入围教育部“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钟扬一手扶持的西藏大学博士点也迎来第一批博士毕业生。他很高兴,出事两天前,还跟同事开会商量下一步的学科计划。

  如果没有这次意外,钟扬28日就到西藏继续“播种”了。刘星说,钟扬有对上高中的双胞胎儿子,一个读汉语班,一个读藏语班。“他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也能来西藏。”

  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李明 实习生 刘明洋

【编辑: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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