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布“性侵犯罪人”信息是否妥当？

　　【聚焦】公布“性侵犯罪人”信息是否妥当？

　　新闻——据12月5日《新京报》报道，12月1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法院对4名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被告人进行宣判。根据该区《关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制度》的规定，在刑事判决生效一个月后，4名被告人的个人信息将通过司法机关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并被禁止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各界对此看法不一。

　　之一：为了未成年人安全就该曝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而且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然而，个人隐私受尊重和保护，是有先决条件的，至少不能去干违法犯罪的勾当，否则，其个人的部分隐私，就有可能被司法机关或有关部门公开曝光。

　　事实上，人一旦违法犯罪，其与案件相关的部分个人信息，就失去了保护价值，“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更不能例外。正如相关法学专家所言：“公安机关立案后，犯罪嫌疑人和其他公民就有不同，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不存在侵犯隐私权。”

　　退一步讲，即便公开他们的个人信息会泄露其部分隐私，但与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警示更多后来者等社会价值相比，这种曝光微不足道。更何况，性侵未成年人频发，不仅需要重点预防和打击，而且亟须用反面教材去教育和震慑更多潜在的效仿者。换言之，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群防群治、警示他人的一种途径，更是保护未成年人安全的有效措施。

　　一些人明知道性侵是一种丧失人性的违法犯罪行为，依然以身试法，表明其不但不敬畏法律，而且也不在乎外界对其人品、行为的评价。对这种明知故犯、主观恶性较大之人，还需要想尽办法尊重他们的权益吗？保护他们的隐私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帮助他们“掩盖”罪行，进而可能使周围的人放松对这些曾经违法犯罪之人的警惕。如此，岂非是在放纵新的犯罪？ 汪昌莲

　　之二：如此公开无异于“脸上刻字”

　　公开“性侵犯罪人员信息”更像是激情执法，有违法治的宗旨，不利于打击犯罪，改造犯罪，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诚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令人发指，应该予以严惩，但也应该在法律规定和允许的范围内去严惩。尤其是公开他们的信息之后，其亲属包括子女也比较容易被识别出来，如此可能会给其家庭和孩子带来双重伤害。

　　中国古代有一种“墨刑”，又称“黥刑”“黥面”——在犯人的脸上或额头上刺字或图案，再染上墨，作为受刑人的标志。这对犯人的身体状况影响不大，但这种印记会带一辈子，并且所有人都会看到。这相当于一种羞辱刑。

　　表面看，法律是用来惩戒人的，并不“善良”，但实际上，法律字字都蕴涵着正义。前苏联法学家雅维茨说：“法的本质是人类正义，它的根源是人性，它的标志是建立在理性统治基础之上的社会。”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说：“法乃是公正善良之艺术，在自然法学的观点来看，法律本身就是善良道德和社会正义的体现。”

　　法律应该有人性化的一面。富有人情味与法治精神并不相违背。简单地说，就是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者都要明白你的对象是人，法律不能总是以枪毙人来体现法律的尊严。善待“曾有不善者”应该成为社会的雅量，人道主义的海量。善待“曾有不善者”体现了法治的功效和社会的包容，也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执法的铁面无私，不意味着冷血无情，而完全可以寓理于情、融情于理，进而达到更好地教化人、感化人的效果。将法律的教育功能和惩罚功能结合起来，追求执法公正与执法效果的统一，既依赖于人性化执法和司法，又依赖于“刚柔相济”的法治理念。

　　公开“性侵犯罪人员信息”应该叫停！ 吴玲

　　他山之石

　　“梅根法案”

　　1994年，7岁的美国小女孩梅根·坎卡被住在她家附近的一名罪犯绑架，并遭其奸杀。梅根的妈妈认为，如果自己的女儿知道侵害人有性犯罪的历史，那么她就会有所防备，也许现在仍然活着。1996年，克林顿政府签署了“梅根法案”，法案规定将性犯罪者的个人资料公之于众。

　　欧美国家不同版本的“梅根法案”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有共同之处： 一是颠覆保护个人隐私的传统，将性侵儿童罪犯的身份信息向社区与公众公开；二是对有性侵前科者的活动与居住地点进行严格限制；三是对性侵者的处罚严厉。

　　吴学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