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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记录“光阴的故事”

2018年08月10日 14:09 来源:新京报 参与互动 

  作为消费生活的产物,照相机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大众到小众的历程。光影斑驳的照片,定格生活的瞬间,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改革开放之前,照相机是生活中的“奢侈品”,改革开放后,照相机开始普及,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国产照相机海鸥、东风、凤凰、红旗、熊猫等正是在那个时期进入千家万户,逐渐成为国人旅游出行的标配之一。

  从黑白走向彩色、从半自动走向“傻瓜”、从胶片冲洗到数码打印。如今,智能手机正引领大众进入全民摄影时代,与此同时,无人机的出现更是颠覆了人们传统的摄影思维。

  “在光线底下看胶卷”的日子成为一些人的童年回忆,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胶片机拍出来的风格是数码取代不了的”,老相机里藏着光阴的故事。

  胶片上的影像生活 从黑白到彩色

  20世纪70年代初,10多岁的常夕(化名)第一次来到照相馆拍照,“我记得照相馆里面光线很暗,照相机用黑布遮着,拍照的师傅让我坐在椅子上不要动。因为是第一次照相,特别紧张,闪光灯闪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据常夕回忆,当时普通百姓买不起相机,大家都去照相馆拍照,起初照一次是两块钱,后来慢慢涨到5块,照一次相片等了一个星期才取出来。

  在那个年代,除了照相馆,也有个体摄影师以拍照为生,方圆几十里就靠这一个人,为大家提供上门拍照服务。常夕大女儿的百天照当时就是找的个体摄影师,“一次5块钱,给洗了3张照片。”这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价格。

  20世纪80年代初,吴国勇毕业之后因工作需要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相机,“我当时买的是凤凰牌的胶片相机,花了100多块钱。”一卷胶卷可以拍36张相片,吴国勇至今记忆犹新,由于胶卷这种珍贵的“不可逆”属性,每一次按下快门必须慎之又慎。也正因如此,当年每一张洗出来的照片都显得弥足珍重。

  20多年前,马明(化名)还只是个孩子,回忆起第一次接触相机,“好像取出胶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大人们经常说一旦曝光了照片就白费了,我小时候倒是觉得在光线底下看胶卷比看相片更有意思,看不清细节,但就是觉得好玩。”

  摄影爱好者文娜(化名)觉得,胶片相机代表着一个时代。“尽管现在各式各样的数码相机,但胶片机拍出来的胶片风格是数码相机取代不了的,只能通过后期去模仿,我现在也在学习仿胶片调色。”

  真正让照片里的记忆鲜活起来的,是彩色胶片的普及,上个世纪80年代初,魔法一般的技术使得彼时国内的相片完成了从黑白到彩色的飞跃,并在一线城市盛行。

  摄影爱好者吴国勇告诉新京报记者,“我从1984年拥有第一台相机后主要是玩彩色胶卷,富士、柯达还有国产的乐凯,也有玩这些品牌的黑白胶卷。”

  据市民王涛(化名)回忆,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彩色胶卷迅速普及,他感叹道:“还是彩色的好看,我第一次拍彩照感觉很神奇!改革开放真是使我们大家的生活进步了!”

  数码时代崛起 胶卷走入历史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照相机工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60年代,全国照相机生产量继续上升。70年代前半期,照相机工业开始复苏,1973-1975年,全国的照相机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重建,照相机的产量稳定上升。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电子自动化技术的进步,我国照相机进入史上的“黄金时代”,并走入千家万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家庭用相机中开始出现一个新鲜词——“傻瓜相机”。为什么叫“傻瓜”?因为任何普通人,就算没学过摄影技术也一样可以拍摄照片,不用调焦距,只需按一下快门,就可以拍下照片,然后将胶卷送到照相馆冲洗照片即可。价廉物美,使得“傻瓜相机”风靡一时,进入很多寻常家庭。彼时,相机再也不是什么神秘之物了,成了普通家庭日常娱乐休闲必备的工具之一。

  从黑白到彩色无疑是胶片相机的一大进步,而九十年代末我国照相机业再次面临重大变革,数码相机的出现将彩色胶片推下历史舞台,胶片相机也逐渐走下神坛。

  据网易数码报道,20世纪90年代末的海鸥照相机曾一度面临资金问题。渡过难关后的海鸥开始思变,于1998年成功试制了国内第一台数码相机,开启了中国数码相机之旅。

  上海海鸥数码照相机有限公司营运总监王文超告诉新京报记者“海鸥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年销售额达几个亿人民币。”1958年到2000年,海鸥相机的总销量达2200万台。

  王文超表示,1985年到1995年,这是海鸥的黄金十年也是国产照相机的黄金十年。

  到了2000年左右,国产照相机厂陆续停产胶片相机。

  就在胶片相机还没有消失殆尽的时候,数码相机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2016年10月,日本国际相机摄影器材工业协会(CIPA)发布的一组图表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数码相机整体出货量达到最顶峰,为1.215亿部,而此后连续6年下降。2015年,这一数字已少于2003年,2016年出货量为1300万部,仅为2010年的10.7%。

  据王文超介绍,现如今国内的照相机厂只有海鸥一家仍然在生产数码相机,但是由于市场份额很少,“基本上也不做了”,“主要做相机定制,像一些特殊行业,比如医疗、美容、检测等行业,根据他们的需求给他们做定制相机。”

  相机走向小众 “从摄影中得到更多”

  数码相机为何跌落得如此之快?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根本原因还是拜技术所赐,当年数码相机凭借技术优势打败了胶片相机,如今智能手机同样以灵活的拍照技术优势完胜数码相机。

  一位90后摄影爱好者告诉新京报记者,“想拍好照片当然还是需要专业的设备,而手机便于携带、容易构图、清晰度也够,如果对照片质量要求不是特别高或者没有特别多的需求,用手机拍照真的够用了。”

  在数码时代的摄影普及进程中,用户的“美颜”需求开始被商家注意和重视。据相机360于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用户手机摄影男女比例1:2.8。对于女性而言,除了方便快捷之外,手机软件提供多种滤镜和美颜模式对她们而言有巨大的吸引力“谁不希望自己拍出来是美美的呢?”

  2014年,在美国《时代》周刊年度25大发明评选中,自拍杆上榜,理由是“让用户能把手机放到双手够得着的范围之外取景的(多种品牌的)自拍助手真正达到了增值效果。”

  毫无争议的事实是,手机拍照开启了全民摄影时代,这是胶片相机、数码相机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因此,无论是胶片相机的停产、还是数码相机的销量下滑,也都不难理解了。

  对于一些专业摄影师而言,他们希望从摄影中得到更多——表达内心、关注和反应社会问题,记录社会现象。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摄龄的摄影爱好者,手中的设备也从胶片相机、数码相机发展到了无人机,吴国勇表示自己对于摄影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前,他也喜欢满世界追光逐影,用相机去记录生活琐碎。但是最近几年,他的镜头下有了吸毒者戒毒的成败、有了对深圳河历程的探寻、有了无处安放的共享单车……吴国勇说,“我用摄影去记录、去关注、去表达问题,是为了世界更加美好。”

  吴国勇用无人机拍摄的一组名为《无处安放》的摄影作品在各大网站和社交平台被疯狂转发。这组作品主要拍摄的内容是共享单车“坟场”,过量投放的共享单车由于已经阻碍了公共交通,被集中堆放在所在城市的某一块空地上。

  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为了这些照片,他历经半年的时间,跑了几十个城市,所拍下的“坟场”近百个,只放出来了20个“坟场”,“因为这些‘坟场’是流动的,所以我得追着拍,时间很赶。”

  《无处安放》引发了大众的关注,也在2018年7月10日获得了第二届“映纪实影像奖”阿尔帕奖和优秀奖。

  吴国勇还提到许多有思想的摄影师,他们都对现实社会保持着高度的敏锐和观察力,开启了用摄影记录社会的大门。如当代摄影家李政德,他用十年时间拍了《新国人》,将急剧变化中的国人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向着社会的影像才最具力量。”吴国勇说摄影家鲍昆的这句话让其领悟颇多。

  进入新时代后,数码照相机在手机的冲击下,规模快速缩减。而随着电脑的普及,巨量的照片可随时装进电脑里,冲印照片的需求也随之减少。在各种技术、市场更新的步履中,照相机走上了小众之路。

  20世纪50年代中期,照相机工业开始起步;

  60年代初,全国照相机生产量继续上升;

  70年代前半期,照相机工业开始复苏;

  80年代中期,照相机厂开始进入“黄金十年”,彩色胶卷开始普及;

  90年代中后期,柯达、佳能等国外品牌进入中国,数码相机兴起;

  21世纪初,国内照相机厂陆续停产胶片相机,国产相机的市场地位被国外品牌取代;

  2010年,全球数码相机整体出货量达到最顶峰;

  采写/新京报记者 阎侠 实习生 樊悦池

【编辑: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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